“九九缺一”母题的南亚佛教文化溯源

“九九缺一”,是一个从南亚经由佛经媒介传入中土的奇妙叙事母题。从中古汉译佛经故事可总结出这样的规律:运用“十”(及其倍数“百”、“五百”、“千”)这样的数字时,故事叙述者“思维定势”影响到叙事表达方式的有序化和习惯化。中土小说野史为此有了一种先在的互文性参照。在一个富有意味的整数到来之前,就有了某种先在的暗示,而数字背后又连带着“数”——古代又常指人既定命运,命运要来一个大的转折,从而叙述的故事情节出现了一个“陡转”讯号。或者,这个陡转就带来了特定故事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该母题的存在,可较为合理地解释因为某种神秘信仰没有被实际验证的情形。     

火光引路母题的佛经文学来源

神奇火光能引导当事人走出迷惑,使陷入绝境者得救,还能作为王朝兴盛的预兆等。佛教中火光有神圣、圣明的寓意。中土火光引路母题,源于中古汉译佛经。佛经认为,不同的火光,从不同距离来看,有着不同的亮度和层次;当事人在火光指引下遇难呈祥,走出命运低谷;昭示希望,使其迷途知返,还象征佛本身就是众生迷茫人生中的灯火。中土叙事文学该母题在后世得以多元扩展。     

人大鱼大蛇腹生还故事的佛经文化渊源

宋明笔记中有多处入大鱼腹生还的载录。这一母题在印度大史诗和中古汉译佛经中可找到渊源。在同样受到佛经故事影响的印度尼西亚,母题在“英雄遇难”之中交织着“夫妻离合”,与中国大陆类似传说有着某种同源性、内在关联和细节不同。清初小说及传闻借助于这一母题,渲染了特定人物拥有宝物的作用,以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道理。     

勾栏: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对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的质疑

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1] 一文将宋元商业性娱乐场所“勾栏”一词的语源上溯至汉译佛经的影响 ,持论新颖 ,却欠允切。勾栏从一种建筑式样名称转变为演出场所名 ,当与中国传统杂技百戏等艺术表演的场地特征有关 ,佛教影响是其中介 ,而非本源与直接原因。     

东汉佛经词语拾补

汉译佛经对汉语词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解释现身、不但、重担等几个东汉佛经中的词语 ,足可以补正《汉语大词典》等书的某些词条     

谈早期汉译佛经在大型语文辞书编纂方面的价值--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

早期佛经保留了相当多的口语词 ,是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的重要语料 ,本文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 ,从收词、书证、义项、释义四个方面 ,揭示了早期汉译佛经在汉语辞书编纂方面的重要价值     

汉译佛经中的偈颂与赞颂简要辨析

汉译佛经中有许多诗颂(诗偈),有的属于重颂,有的属于讽颂,有的属于赞颂,很容易被混淆.本文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初步辨析,着重突出佛教赞颂诗与其他诗体的差异.     

“偈”与“有诗为证”

在宋以后的白话小说中,常常是韵散夹杂的,在韵文部分的前头,写着“有诗为证”、“有赞为证”、“有赋为证”、“有词为证”等字样。这种格式在唐以前的小说中是没有的。这种格式的出现,我认为,与佛经的传入有直接关系。佛经的初传是在汉代,大盛于六朝。佛经的体制有三种:(1)全散的;(2)全韵的;(3)韵散夹杂的。其中第三种较多见。有的佛经中韵文部分多达几十处,《正法华经》中就有八十一处韵文。佛经中把韵的部分称为“偈”,有时又称“偈     

略谈《八千颂般若经》历代汉译本的特点——从梵汉对勘谈起

《八千颂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中国古代多次予以翻译。本文根据梵文校勘本和六个汉译本所进行的梵汉对勘,分析不同时期汉译本的特点,并揭示各汉译本与梵本的关系,由此一窥从东汉到北宋佛经翻译的历史流变。     

印度正理论的哲学和逻辑思想

一、正理论的演变梵语“尼也耶”(Nyaya),汉译“正理”“理论”。“尼也耶”原有“引导到一结论的标准”的意思,后来被引申为逻辑学研究的一般称呼。正理论也被称为“辩论的科学”(Tarkavidya,旧译“思择明”)或者“论究的科学”(Anv     

国家主义下的曲折展开: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

国家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的主轴.只有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析解梁启超的言行,才能理解他的“善变”与言论中有时含混不清甚至自相冲突之处.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言说同样是在国家主义下展开.他之所以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当缓行,是想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在当时“资本主义”遭受国人贬斥,而自己也对之并不认同的情况下,梁启超当然知道“截断众流”后所受到的攻击与曲解,因此也愈显精神可贵.     

《汉梵对勘金刚经》小引

《汉梵对勘金刚经》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用这经中的语言说,可算是“功德无量”。出版社和校勘者胡海燕同志都希望我写几句话做个引子。因为胡海燕同志做这对勘工作自始至终我都了解情况,所以义不容辞,要作点说明。胡海燕同志为对勘此经付出了辛勤劳动。她以此作为硕士论文。原题为《金刚经梵本及汉译的初步分析》,本是研究佛经的汉译问题。1983年她以此论文通过答辩时,答辩会的主持人是季羡林同志,参加者有徐梵澄、巫白慧、黄心川、童玮诸同志和我。大家一致肯定了这篇论文,同意授予她硕士学位。     

《聊斋志异》"众人中辨认贵人"的印度母题溯源

"众人中辨认贵人"母题来自印度民间传说和佛经.印度故事注重被考验者艰苦实在的努力、经验积累、天神相助和英雄的胆略智慧.佛经母题演变的世俗化意趣在于,<聊斋志异>写出了北方乡里凡夫俗子农民式的小聪明.蒲松龄对母题贡献的"本地风光",是与北方农村民情结合,似褒实贬,写出了不务正业者的"成功"并不牢靠,这与他一贯主张的青少年应艰苦创业的思想一致.     

“则时”补说

结合佛教文献中的诸多用例,从词素语义关系、排列次序等角度观察中土文献中偶或一见的"则时"是一个同义并列复词,其词素次序为决定因素。     

论印度用墨的早期历史——兼与李约瑟博士、钱存训教授商榷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209页(1990年7月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中文全译本):印度用墨的历史,可能因为上古禁止以文字记录佛经而推迟,古梵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中提到,任何胆敢出售、伪造或书写《吠陀》经典者,都要罚下地狱。宜超按:是谁禁止以文字记录佛经,这种禁止是来自国家的法令,还是来自释氏的告诫?该分册的作者钱存训教授并未明确指出。今检印度古代史料和汉译三藏经典,均无禁止以文字记     

也谈语素

语素,一般认为是英语morpheme的汉译,《远东英汉大辞典》译作“词位”,赵元任先生称为“词素”。不管怎样称说,从语言结构角度看,morpheme应是小于wrd (词)而大于morph(有译作“形位”的)的一级语言单位,系指语言中有意义的最小结构单位。哈特曼等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就解释为“语法的最小区别性单位,即最低一级语法单位”。现在,很少有人称为“词位”。但叫“词素”或叫“语素”的则大有人在。 吕叔湘先生在汉译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一书时,将morpheme译成“语素”。吕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曾作过解释:“词素是…     

日本弃老传说“姨舍山”考辨——以日本有关民俗研究成果为基础

日本弃老传说“姨舍山”的故事从口承文艺到文学创作,以其神秘而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日本文学中横亘古今的母题.根据日本民俗学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的文献记载,对“姨舍山”的类型、起源、演变、社会传承思想等进行梳理总结,发现日本的“姨舍山”本质上是一个促使人们敬老爱老的传说.这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也暗合了当今老龄化社会科学对待老年群体的人性需要,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就逐步被中国化,这在学术界几无异议,但是,对于佛教为什么会中国化,是如何中国化等问题,以往学术界谈得不多,至于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问题,前人尤少涉及。本文拟从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的某些特点入手,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并借此就教于学术界。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自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就开始了。东汉人之看佛教,多视之为神仙方术。本来与“羽化升仙”格格不入的“涅槃”,被理解成“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于无为,而得为佛”(袁彦伯《后汉纪》);以“空”、“无我”等思想为理论基石而创立佛教的释迦自身,被描绘成“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牟子理惑论》)、“蹈火不烧、履刃不伤”(《牟子理惑论》)的“神人”“至人”;本义为“无生”的阿罗汉,也成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四     

菩提留支译经中的言说类词语

菩提留支译经语言通畅,不但是上品汉译佛典,而且是研究中古汉语的珍贵语料.菩提留支译经中表示"言说"的动词语义场内有这样一些成员:白、告、言、语、日、说、自言、告言、语言、言语、说言,它们在译经中使用情况各异,句法、语义特点有别,其出现频率、在语义场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菩提留支与同时代的另一译人瞿昙般若留支所译佛经往往均署"留支译",通过对其署名清晰的译经中言说类词语使用特点的分析,可以初步确定"留支译"经的真正译者.     

佛教文学视域下的舜故事流变考论

“谋杀舜”故事是《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舜生平经历的一小部分,言辞简洁,情节简单。《六度集经》在编译和流传过程中,出于传播佛教教义的目的,拼接“谋杀舜”故事与出自《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后稷遭弃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情节与人物细节,给“谋杀舜”故事打上佛教烙印。敦煌《舜子变》则以《史记·五帝本纪》中“谋杀舜”故事为蓝本,添加舜上树摘桃的情节,这个情节很有可能改编自二十四孝之一王祥为继母护柰的故事;同时又引入本缘经中常见的帝释天拯救佛与菩萨的桥段,使得“谋杀舜”故事变得更加曲折离奇。舜故事的演变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早期传教过程中出于现实的考虑,不得不在佛经翻译的准确性上有所让步,积极吸收与改造中国主流话语,努力适应本土文化,以便形成更加广泛的信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