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初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为例

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展示出最高法院的"民主化"姿态。由于指导性案例具有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契合了最高法院作为政治机构的需要,因此这一"民主化"动向应予以肯定,同时,指导性案例作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的专业性司法机制,其社会推荐模式也不应在"民主化"上践行过远。就当下而言,社会推荐模式呈现出几乎被虚置的困境,这主要是受社会认知度、裁判文书公共度、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和数量、推荐的层级性、决策程序的回应机制以及技术性保障机制等因素制约。此外,从比较法视角来看,案例指导制度常态运行后,社会推荐模式的功能发挥也可能会因社会主体的不同心理期待及能力产生畸变。为促进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的有效运作,需要制度规范展开进一步的调整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个案适用

编者按:自2010年11月26日《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发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先后公布三批12个指导性案例。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人民法院加强和创新审判业务指导方式、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方面。案例发布以来,受到了学界和实务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讨论热     

比较视野下中国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研究

对于判例效力的研究,通常有说服力和拘束力之分,我国目前的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体现为一种独立的制度性"参照力"。受规范出发型裁判思维的影响,我国指导性案例具有参照效力的内容限于"裁判要点",并且多表现为裁判规则的提炼,但不能作为裁判规则加以引用,仅能作为裁判理由。指导性案例参照效力的有效发挥需要制度性和技术性机制的完善,包括法官激励与权利保障制度、当事人权利保障与律师责任制度、裁判文书说理技术、法律适用技术等。未来指导性案例向司法判例制度的发展,需要更多深入而有说服力的论证。     

裁判事实与案件真相——从“彭宇案”真相浮出入手

"彭宇案"真相的浮出引起了人们关于裁判事实和案件真相关系的深入思考。裁判事实不同于案件真相:前者是裁判者的一种主观性命题陈述或判断,具有可谬性;而后者则是案件已经发生过的客观情况,具有真实的客观给定性。基于维护司法裁判正当性和提高民众司法信任度的要求,裁判事实应当最大程度地符合案件真相,具体实现路径有三:一是应当明确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内在理性思维进路,二是应当有效导控裁判者认定事实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三是应当配置科学的裁判事实认定的外在程序。     

指导性案例向何处去：实践困境与完善进路

指导性案例实质上属于解释法律的一种形式,其生成与运用的目的是统一裁判规则,实现类案同判。当前其适用率偏低且适用范围狭窄,准确参照适用方法存在缺失,案例规模和质量差距明显,法检“两院”案例协作共治不足。缺乏权威性法源地位是指导性案例实践遇冷的病因。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在静态规范和动态适用中,重构对中国案例指导的本土理解。应明确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具有同等效力,健全案例协作机构和运行机制,明确案例筛选标准和质量评判依据,规范格式体例、发布载体和检索平台,强化类案识别和案例援用技能,重构指导效果动态监测与规范清理机制。     

规范定位下量刑建议的运行机理及其完善

量刑建议是公诉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法院量刑裁判的事实依据和重要参考.量刑建议本身并不具有启动法院量刑裁判程序、界定法院量刑裁判范围的效力.但是,量刑建议通过量刑信息供给的正向引导和反向的量刑纠偏作用仍然能够规范和约束法院的量刑裁判权.引入量刑建议后,检察机关需要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公诉意识,坚持检察官的客观公正,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以提供客观全面的量刑信息;同时,做好量刑建议与判决书说理和量刑抗诉制度的有效衔接,最大限度地发挥量刑建议的效用.     

关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思考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项司法制度,有助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统一裁判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对案例指导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本文以该规定为分析样本,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历史考察、指导性案例的选择标准、发布主体和程序以及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论司法三段论中的逻辑与价值判断

司法三段论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和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舍乎逻辑地推导出判决结论是实现司法裁判正当性的一种基本模式,同时由于司法裁判在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问题上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此,逻辑与价值判断构成了司法三段论的两个基本内容。     

刑法司法解释视域下的法院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适用机制,其主旨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指导性体现在判决理由的说明,优势在于其实务性和开放性。案例指导制度很好地克服了抽象司法解释的诸多不足,是对具体法律适用解释价值的体现和认可。该制度对于提高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性和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有着操作层面的意义。     

德国判例结构特征对中国指导性案例的启示

通过对德国法学期刊《新法学周刊》中收录的联邦法院判例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近距离了解德国的判例汇编技术及制作理论。通过分析德国判例中标题、引导语和裁判理由的形式和特点,探究判例各部分在判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用,重点研究判例中对法官断案乃至实体法发生实质影响力的部分。并以此为切入点,将德国判例与我国指导性案例进行比较法上的研究,进而提出我国在发展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注重强化题目的形式功用,改变原有的以当事人名称命名指导性案例的做法;另一方面应当明确裁判要点的功能定位,将裁判要点仅仅作为对案件信息的提示,从而保证判决理由在指导性案例中的作用不被裁判要点所消解。     

从“衡阳贿选案”看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完善

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人大代表选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贿选案。贿选案件的出现究其原因,既受到传统官本位文化、选民心态和城市发展失衡等心理、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折射出选举、监督机制的制度缺陷。改进选区划分方法、改革候选人提名制度、引入选举竞争机制、健全法律监督机构是完善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从源头上杜绝贿选案发生的可行性措施。     

关于惩治"期权"受贿犯罪的立法建议

"期权"受贿是近年来滋生出的新的犯罪形态.为惩治和预防这种新型受贿犯罪,应当进一步完善对离职以后原国家工作人员从业行为的法律规范,并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订;在<刑法>中增加受贿罪的"约定"行为类型,以便为惩治"期权"职务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将<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大为"不正当好处",以同惩治"期权"职务犯罪的现实要求相适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贿赂推定制度,以使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国际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衔接.     

商业贿赂泛盛机理及对策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现象在我国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目前,我国已经将治理商业贿赂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商业贿赂泛盛机理主要体现在:市场主体的趋利性是商业贿赂存在的前提条件;法制不健全助长了商业贿赂的泛盛;执法体制不顺使商业贿赂得不到应有的惩治;一些行业已形成的"潜规则",给惩治商业贿赂行为带来了难度.治理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对策,主要包括:构建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设置防范机制,遏制商业贿赂;完善举报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建立和完善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营造健康的商业文化等.     

“许霆案”、“梁丽案”的启示:物的归属状态论

物的归属状态是认定侵犯财产罪成立的前提,依据物与所有人或占有人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将物的归属状态划分为五种形态.物的归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侵犯财产罪类型的不同与刑罚的轻重,在认识了物的归属状态的分别之后,我们可以尝试对侵占罪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构.     

商业贿赂及其法律规制

在当今世界各国(地区),商业贿赂行为普遍存在,已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危害极大。加强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已刻不容缓。本刊特意组织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我国目前关于商业贿赂问题的立法缺陷与完善,以及国际上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和方法,希望能将对我国商业贿赂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论斡旋受贿犯罪

本文认为,刑法第388条规定可以称间接受贿或者斡旋受贿,不过后者更能体现该种行为的特性。虽然第388条的规定只是受贿罪的形式之一,但有必要将该条规定独立作为斡旋受贿罪。本条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当根据特殊关系说进行理解;而刑法规定“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值得研究;本条犯罪的主体应限定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     

“飞车行抢”案件的定性问题探讨

"飞车行抢"案件,是对行为人通过驾驶机动车辆抢取财物的刑事案件的通俗说法.在"飞车行抢"案件的定性问题上,主要有抢劫说、抢夺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抢夺说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认同,而折中说则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所采纳.在"飞车行抢"案件中,行为人主观上对财物的取得持积极追求的态度,但对于侵犯被害人人身权利的后果,则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心理态度: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失.对"飞车行抢"案件,应根据行为客观上所造成的侵犯人身权利的后果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对此种后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作出不同处理.     

性贿赂犯罪化之我见

在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性贿赂严重地败坏了民风、政风、党风、社风，正成为严重腐败社会的一种公害。但现行刑法却对其不闻不问。我们应从界定性贿赂概念和分析立法现状入手。从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和关于性贿赂的世界立法趋势两个方面探讨性贿赂犯罪化的必要性。     

“社会实践＋案例教学＋案例研究”教育模式简论

当前师范教育中,教师的精力和学校的经费在社会实践、案例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投入存在着矛盾。“社会实践＋案例教学＋案例研究”教育模式,把三种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不但可以解决教师精力和学校经费投入的矛盾,而且可以产生出更大的效能。它可以与“三下乡”活动、教育实习、毕业论文等社会实践形式结合起来。它的实现需要学年论文（报告）、导师、学生成果奖励、实践活动（竞赛）等制度的支撑。     

商业贿赂犯罪的防范与治理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为了购买或者销售商品,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财物的行为。商业贿赂犯罪的原因是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作为系统的结合作用。反商业贿赂犯罪,必须注意科学的刑事政策,建议在刑法中增设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同时明确侦办权限,以构建科学的商业贿赂犯罪预防与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