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我们习惯于把儒学制度化理论归功于董仲舒,而往往忽视陆贾的作用.陆贾在其<新语>中对儒学与王权结盟的方式--儒学制度化,儒学制度化的三种具体形式--儒学法律化、儒学礼仪化、儒学习俗化,儒学如何制度化--改造儒学、寻求王权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董仲舒正是沿着陆贾的路子使得儒学制度化,故陆贾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论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首家色彩

董仲舒新儒学承继了道家籍天道以论治道、人道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源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阐释和发挥,董仲舒为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仁义制度觅得了"天道"的宇宙论根据.这不仅弥补了早期儒学体系在理论上的不足,也使儒学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并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纬书与汉代美学

纬书以"气"作为沟通天人关系的介质,形成了带有气化感应色彩的美学思想;纬书有大量谈论诗歌和音乐的内容,对诗歌和音乐的起源、创作心理和社会功能均有独到的看法;纬书对身体异相的描述与汉代大一统政制的出现相关,有着较为浓厚的庙廊气息的美学思想.     

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

汉代崇尚儒学,以经治国,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强调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对汉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汉代统治者十分注重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培植,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效应。     

汉代儒学官学化的动力及其影响

两汉儒学官学化的条件是秦朝的灭亡形成的对暴力作用有限性的历史性认识 ,以及儒学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知识 ,应时演变的结果。儒学官学化的动力是君主专制和儒家的学派利益决定的 ,儒学官学化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

社会风气是文化面貌的重要表征之一。两汉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急”到“谨厚”、由狂放到保守的变化过程。汉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经济条件、政治演变、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它们皆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的普及,统治观念的转变,是导致汉代社会风气发生变迁的最主要因素。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儒学的神学化与系统化——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为适应大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需要，董仲舒将战国以来的儒学加以系统化、神学化，为后世统一王朝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由于其思想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最终上升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辩证地观照其思想，其消极性不言自明，但其合理性也是不容抹煞的，因此，对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科学的。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儒学的神学化与系统化——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为适应大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需要,董仲舒将战国以来的儒学加以系统化、神学化,为后世统一王朝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由于其思想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最终上升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辩证地观照其思想,其消极性不言自明.但其合理性也是不容抹煞的,因此,对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科学的.     

论汉代《孝经》学的发展

汉代《孝经》学获得较大的发展,体现在对《孝经》的注解、传授、引用和神化等方面。在汉代学术史中,《孝经》的地位虽不如五经凸显,但其传播面之广和在汉代社会中的影响,则超过五经。在《孝经》学史中,汉代是《孝经》学的初步发展时期。     

汉代天人之学与《易纬》的“身体哲学”

汉代流行的天人之学是以阴阳灾异为内容的、可感可证天人感应体系。同时,汉代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天人之学。它是以太一(太极)神为主宰,以十二月为纲目,运用当时多学科知识编织起来的对称而共存的天人之宇宙图式。迎合汉代天人之学,《易纬》大量吸收了当时天文、历法、生物、中医等自然科学知识,重构一种具有易学特色的天人之学。在这个体系中,人体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其功能、德性、行为及安恙与整个自然世界紧密相连,再次凸显人体在世界万物中的地位。此时身体不再是人体器官的简单合体,而是活生生整体宇宙的显现。《易纬》对于人体疾病发生与防治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防病治病仍有重要意义。     

汉代教育特点论略

汉代教育主要有四个特点：儒家教育为教育的主流；突出教育为政治的服务性；道德教育居于首位；官学与私学并行。汉代教育为后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起了推动作用，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     

《文心雕龙》的儒学特征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儒学的玄学化特征明显,其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易学被玄理化,并且在经典系统中地位突出;二是,强调义理《易》学特征的圣人伏羲、孔子的地位,圣人形象玄学化。这些都与早期强调礼乐的儒学有较大的差别。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     

汉代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的原因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使儒学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思想。汉代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统治者在经营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儒学在该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逐渐成为河西地区的官方意识形态。     

《左传》与汉代文化精神

《左传》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可谓是有周一代史官文化的结晶,也是记录周代文化最详尽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于两汉或隐或显,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一直传承不绝。汉代文化就包孕着《左传》的种种文化因素。如《左传》"著将来之法"对汉代经世致用文化,《左传》"崇礼宜乐和"对汉代礼乐文化,《左传》"蕴美学因子"对汉代审美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汉武帝西京变局与汉代儒学演构

在从封建向郡县转型的过程中,汉西京政局也为之一变.汉武帝广开人才仕进之路,内重郎官侍从之学,外立<五经>博士,以内驭外,建立汉家新王官体系.这一体系在既定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主导下不断的统合、扩张,推动着汉代儒学的不断演构和发展.     

《春秋》学派之于传统儒学的意义——基于传统儒学中的嫁接作用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儒学史在遇到唐代儒学时往往有一种断层感.而学术界一般认为隋唐以来的佛学是宋明理学的渊源与动力.这一观点将唐代的儒学视为一个对儒学发展来说无关紧要的阶段.因此,对这一时期儒学与后来儒学发展的内在相关性缺乏论证.本文以唐代《春秋》学派为切入点,考察《春秋》学派在儒家经典思想资源上所起的嫁接和承上启下的轴心作用,达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