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主体的伦理塑造

在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市场经济主体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其经济行为和扭曲了的特质日益受到伦理的审视和批判。对经济主体的自利经济动机和道德公益动机都有充分考量的经济伦理,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经济伦理,它为陷入困惑的经济主体寻求解脱指引了道路和方向。     

论会计人才市场的主体塑造

完整的会计人才市场可以使人力资本集聚,会计资源合理配置。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调节机制,加强社会咨询和服务体系尤为重要。塑造会计人才市场主体,就是要完善会计市场主体体系和健全会计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会计人才市场机制是通过会计商品的价格、供求、竞争、管理等相互制约关系来实现的。     

习近平的人民主体论

习近平的人民主体论是群众史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站稳人民立场,确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念。这既需要在思想上对人民群众深怀敬畏之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二是摆正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坚持一切依靠人民。这既需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为人民主人翁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也需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三是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推动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既需要在共享的覆盖面上做到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也需要在共享的内容上做到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     

论需求导向型法学教育——兼论“三位一体”法教学改革研究

法学教育肩负法律人才培养和法制完善的培养目标。探讨和谐社会背景下法科学生适应社会能力问题,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基础,形成面向社会需求的学生能力培养机制,是当前法学专业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明确培养目标在人才培养模式中的导向作用,明确高校本科教育的办学目标与办学定位,强化人文精神培养,注重法学文化修养提升,加强旨在培养创新能力的实践课程,就能改变当前法学教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现状。     

范畴为“体”编辑为“用”——读周国清的《编辑主体论》

《编辑主体论》凸显了编辑学范畴的本体意义,并将其在编辑功用中予以贯彻,在体用结合中以一种内在的逻辑理路丰富、充实了编辑学理论体系。     

《文心雕龙》“三位一体论”框架构建

由于刘勰所处的"六朝烟水"时期佛学、儒学、道学,道儒兼综,佛儒兼综等文化背景的复杂性,故而使得我们在以往对刘勰精神世界和《文心雕龙》文本世界的研究中,存在着诸多分割体认文本的道理、学理、术理和单一性定刘勰世界观的误解和偏差。其实,刘勰的精神世界应该是由构成世界观的三要素组成———即道家的自然观,佛家的人生观,儒家的价值观;《文心雕龙》文本则是由构成学术研究三要素———基本原理的"道"之理、基础理论的"学"之理和操作理论的"术"之理这样一种基础框架构成的。这一双向三位一体研究框架的构建,是《文心雕龙》研究"解难爬坡"向深度拓展必须应该重新认知的基础框架。     

异域的他者,文化的放逐——飞散视角下“三位一体”翻译主体模式构建

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与文化的高度互融,文化飞散现象日趋普遍,飞散的视角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有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与视野,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与启发意义。尝试构建飞散视角下作为原创主体的原作者、作为翻译执行主体的译者以及作为受众主体的以读者为主的译文使用者的"三位一体"翻译主体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飞散译者与原作者深度沟通、密切合作的译者模式,丰富了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谁来译"之问的解答,以期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译者模式的探讨提供借鉴与启发。     

从文艺控制论看《子夜》的艺术成就——兼驳所谓的“《子夜》模式”论

运用文艺控制论关于定向控制、定度控制、定势控制的基本原理 ,从敏锐发现重大主题、成功刻划典型形象、精心组织艺术结构三个方面 ,阐明了《子夜》伟大的艺术成就及崇高的文学地位 ,并对有意贬损其审美价值的“《子夜》模式”论进行辩驳     

邓小平人民主体论思想及其启示

邓小平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和满意为检验工作成败的根本标准 ;以充分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工作的己任。邓小平人民主体论思想是历史上“为民”思想的高度升华 ;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它为我党找到了新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途径。它对指导当前工作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延安文艺的开放精神

对于延安文艺,人们大多首肯其政治性、人民性、民族化,而较少注意战争年代所具有的开放性。有人甚至认为,延安文艺相对封闭,与世界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隔绝。实际若放开视野,对延安文艺之指导思想、理论批评及创作实践作历时性考察,就会进一步认识《讲话》建构起的高层次理论体系及其对延安文艺发生的直接指导作用。延安文艺对于艺术生产力解放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其间蕴含与当今时代相通的开放精神,对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     

主体概念辨析——兼论主体概念的发展史

主体概念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主体的的内涵随着主体意识的发展不断,经历了自然主体,上帝主体,理性主体和主体的消解几个阶段.研究主体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张竹坡小说接受论的主体间性

依据文学交流的主体间性理论,文学被视为主体间的存在方式.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是在其读者视野与作者视野的交流对话中融合而成的.研讨张竹坡小说接受论的主体间性,可以从读者接受的本质、读者接受的条件及读者接受的过程三方面分析,以凸现其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当代色彩.     

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理论从新的视角揭示了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是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鲜活的审美体验的话语方式,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表现出了强烈而自觉的主体间性意识。围绕《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张竹坡揭示了作家在艺术虚构、生活体验、创作构思及艺术表达等阶段的主体间性,即作家必须与生活现象、文本做主体间的交流。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作者“入世最深”,依“情理”、“借海扬波”、“依山点石”,以不同的“笔法”、“犯而不犯”、“白描”等艺术表达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借小说以“泄愤”。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极具现代意义和独特价值。     

“新诗主体论”必须固持

针对目前对新诗主体论的怀疑,谢冕认为,古典的方式不可能适应现代的生活,新诗依然是而且始终是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的最适宜的方式。朱寿桐认为,汉语新诗的主体地位有其必然性,它是经过较长时间摸索建设起来的一种新型诗歌。谭五昌认为,新诗否定论本身有其逻辑错误。周晓风、程小诗认为,旧体诗的语言制约了诗歌表达而导致了言文分离,只有新诗才是现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李永东认为,新诗主体论本身是有限度的,应该辩证对待。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理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文艺要为人民的观点,以及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也是整篇《讲话》的核心理念。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因为它体现了合目的性的"善"、合规律性的"真"。文艺工作者要在沉入生活的基础上把握时代脉搏,在坚持人民性的基础上提倡多样化,在转变思想的基础上提高创作技巧。     

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思想的内涵

胡锦涛同志作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八个要求,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放在首位,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主题,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阐释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丰富内涵,始终坚持人民利益的实现必须始终放在首位,主张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永不动摇,注重人民文化水平的提升不断拓展。     

毛泽东与延安文艺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生活和战斗的13年,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实践活动及理论贡献．对中国文艺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的源泉,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的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将革命文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峰,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里程碑。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一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文艺论的创新性探赜——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习近平文艺论述最为集中的系统阐述,以群体与个体并重的人民文艺本质论、文艺与人民利益福祉重要关联的文艺功能论、文艺要适应人民多样化需求的文艺精品论、人民的精神与价值观塑造的文艺创作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尊重与引领机制的文艺制度论,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人民文艺论的创新之处,从而成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生动阐释与创新性表达,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创新性发展。     

文艺“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的讲话为文艺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以此为起点思考样板戏《龙江颂》创作中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要的文化符号,《龙江颂》主题经过不同文艺工作者近十年的创作,形成了报告文学、新闻报道、诗歌、话剧、样板戏等文艺形式。1969—1970年,现代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剧组三次在上海嘉定外冈公社葛隆大队体验生活,以时任党支部书记周丽琴为代表的葛隆大队的干部群众也成了《龙江颂》背后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演员李炳淑所观察和学习的周丽琴成为《龙江颂》女主角江水英的舞台形象原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农村的典型代表,葛隆大队为《龙江颂》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生产劳动体验,《龙江颂》的演出也鼓舞了葛隆大队的生产实践并在教育和召唤群众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周丽琴、薛友忠等口述历史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创作细节,挖掘舞台背后的历史,努力呈现艺术创作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补充了《龙江颂》的创作史料和历史语境,为研究者重思文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还原艺术创作与人民生活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之际,回溯《龙江颂》剧组在葛隆大队的经历,对于实现"剧中人"与"剧作者"新的连接以及思考在新时代如何产生像《龙江颂》这样具有思想引领作用的文艺作品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