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教育学的思考

法治从结构上可分为制度的法治与文化的法治,中国法治的关键在于实现文化的法治,即培育中国的权利文化,教育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的特有功能将创造着中国的权利文化,这就是法教育学的主题。     

世界视野中的中华法文化

中华文明是世界视野中的文明,中华法文化也是世界视野中的法文化.中华法文化既影响过许多国家,如法国、英国、日本等,也受到过很多西方学者的严厉批评.近代以来,西方法文化也对中国的法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前,中国在传承中华法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也要借鉴西方法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改变以前的法治文化心态,尽快构建起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体系.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及实践路径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及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学术界和法治实践中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公民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及其价值追求。它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法律保障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     

对抗、继承与生成:对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现代性反省

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展现出诸多问题。在文化根基上,中西方法治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当下中国法治文化根基具有双重来源:其一是对特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扬弃;其二是对现代西方法治文化精神的合理吸收。文化根基是法治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结构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张力关系。当代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构筑在面对中西方文化对抗与自有文化继承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使传统文化在自我反思中获得新的内涵,并最终促使法治文化根基的生成。     

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城市的核心工程

法治文化奠定了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重视法治文化培育是法治城市建设规律的必然要求。培育城市法治文化既要明确目标,又要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培育法治文化的关键在人。在建设城市法治文化的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并发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民间组织、法律职业群体、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和广大民众等主体的积极作用。     

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辨析

法律是一种文化,法治同样是一种文化。但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对范畴。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和借鉴性等特性,法律文化是法治文化发展的基础,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结果。法律文化是植根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律现象的总和,法治文化是指文明的、先进的法律文化,不但指先进的法治物质存在方式,而且指人们的一种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一种文明的法治生活方式,二者在建立的基础、价值取向、普世程度、实现难易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试论培植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基点和路径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文化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性条件。中外法治的实践充分表明,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不同的培植、生成模式。如何立足于我国国情、传统与民情,培育出既符合法治的共性,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现实性课题。     

论理性文化的若干特征

从文化层面上说,法治是一种文化,法治观念的树立、法治制度的确立、法治的实行都有其核心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理性文化。理性文化既不同于跟着感觉走的非理性文化,也不同于空想浪漫的超理性文化。理性文化的建设对于法制社会的形成具有基础的作用。本文从新的角度、内涵、结构概述了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平等自由民主观念等理性文化要素体系的法治基础价值。     

“有神”与“有魂”:从俄罗斯法治的精神文化面向到中国问题思考

俄罗斯法治在类型化上,受东正教神学中"权力观念"的影响,形成一种"权力法治"模式,这一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有神"的法治。当前中俄两国在法治发展道路选择上有高度的一致性,本土化与自主性特征明显,都经历了从文化自觉到自信的过程。当代俄罗斯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以东正教传统精神为纽带,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传统精神文化的凝结作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理论的提出与阐发,给中国法治发展的精神文化面向指明了方向,它使中国法治在"伦理法治"的目标基础上成为"有魂"的法治。这个"魂"应当以中国文化为源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塑造中国法治的精神之魂。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SPECIAL ISSU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AUTIFUL CHINA Roadma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n China

十八大报告在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总体方略的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勾画了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其目标是确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法治系统,任务是将生态理性纳入法治运行轨道,路径是健全和完善生态法治的制度与体制机制。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法制下法治和法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下法制依赖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主勃兴和社会转型的逐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种法规则的冲突、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依法治国必须弘扬正义法精神

由依法治国、依法治省到依法治市 (县、乡 )的全面依法治理 ,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型。然而 ,由于对法治精神与原则把握和贯彻上的误区和障碍 ,却出现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懈怠主义倾向 ,使依法治理严重偏离法治目标。为此 ,必须对法治条件下的正义法精神予以重申和弘扬。这种体现时代要求的正义法精神 ,在价值导向上 ,以自由和平等为至上关怀 ;在规范形式上 ,以权利本位为基本模式取向 ;在制度理想上 ,以民主化法制为目标追求。只有弘扬正义法精神 ,才能克服依法治理过程中的不良倾向而使其沿着正确轨道走向法治 ,也才能实现法律规范体系与法的时代精神的耦合 ,从而建立起内在自觉、普遍有效的理性法治秩序 ,推动法治国家早日建立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法治的实质: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人是自由的存在物 ,也是遵循规则的存在物。自由和秩序的需求源于人类本性 ,人的个体性彰显为自由 ,人的社会性体现为秩序。法治是法律运行良好的“法大于权”的生活方式 ,法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法治的基础价值是秩序。法治的自由与秩序价值难以在静态中达到平衡 ,法治的实质是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and Assessment at the Local Level

Going beyond the analytical model of the holistic state in rule of law discussion, we can classify the rule of law into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based on the stages and increments of its executi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local rule of law reflects the stages and incremental progress of building a rule of law China. It has a realistic foundation in society and a profound basis in legal theory.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necessitates giving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t the local level. The attempts and experiments of local government enable us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ule of law at the local level is embodied in three dimensions: “text—action—concept.” Assessment mechanisms and indicators for the local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should also be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framework. The building of the rule of law at the local level should be synchronized with assessment of the rule of law. We need to optimize top-level design, conduct evaluations of local legislation, improve local rule of law work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use a rule of law index to assess the local rule of law in an overall manner.     

线状法律控制模式与网状法律控制模式--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误区与必然走向

我国新时期的法治理论与实践,虽大力弘扬依法办事的理想法治状态,但法律控制模式却是一种纵向的线状控制模式,其实效要以人性善作为最终保障,仍是一种人治模式.西方的法律控制模式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网状控制模式,其实效以人性恶作为动力和支撑.网状控制模式是西方法治的经验结晶,是法治的生命形式,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因而也是我国法治的必然走向.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及价值选择

行政主体义务设定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为相对一方当事人确定禁止规则或强加负担的行为 ,它是行政权的延伸。与其它类型的行政权行使一样 ,义务设定必须符合法定条件 ,同时又要符合行政合理原则 ,这也是行政法治、依法行政的要求。然而 ,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义务设定的失衡现象非常普遍 ,如对程序负责不对实体负责的失衡 ,以经济利益为重而以社会利益为轻的失衡等。因此 ,必须探讨义务设定中的合理价值选择 ,即有利于建立法律秩序、有利于实现公民权、有利于行政管理过程有效实现、充分体现行政伦理准则等四个方面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