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策略——基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实证研究

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影响,发现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增持现金,这种现金增持行为在融资约束较为严重、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学习能力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发现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增持的现金,有一部分是以放弃当前投资机会为代价的,被放弃的投资机会构成了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增持现金的机会成本.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基于中国EPU指数的经验证据

层出不穷的"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创出新高。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会产生怎样影响?本文利用上市公司2007-2016年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实体投资与虚拟投资行为的影响。以Baker等开发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实体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企业实体投资下降;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虚拟投资活动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反而导致企业虚拟投资上升。(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导致实物资产投资成本上升抑制了企业实体投资活动,投资成本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实体投资的中介路径;相对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攀升却导致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上升刺激了企业虚拟投资活动,投资收益是不确定性影响微观企业虚拟投资的中介路径。(3)政府干预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力图打开企业资本配置内部结构黑箱,拓展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研究内容,揭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为当前全球不确定事件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债长用

本文阐明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通过银行信贷配给影响企业短债长用的理论机制,并利用中国EPU指数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EPU上升提高了企业的短债长用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风险承担能力较强和长期融资能力较弱的企业中,EPU上升对其短债长用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短债长用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明显,但会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结果有助于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债务期限结构”之谜,也提示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企业短债长用现象,拓宽企业长期融资渠道,防范金融风险。     

融资约束、企业雇佣与企业发展

使用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的企业数据,考察了融资约束、企业雇佣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雇佣的负面影响,最终会体现在企业销售增长和企业创新等反映企业发展的指标上。在低雇佣规模企业的子样本组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销售增长率、企业自主创新、企业协同创新这3类企业发展指标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在高雇佣规模企业的子样本组中,融资约束对企业销售增长率表现出负向效应,但不显著;对企业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这说明,融资约束不仅会负面影响企业雇佣,也会通过影响企业雇佣作用于企业的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 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基于风险投资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入风险投资的决策模型,从理论上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既直接降低风险承担,也负向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绩效间接降低风险承担.利用1996年~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凤险投资的匹配数据,实证结果支持理论预期.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承担显著更低,表现为风险投资对早期阶段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比例下降.退出绩效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风险投资通过IPO或者并购成功退出的交易数目更少、退出期限更长、退出收益更低,因而降低风险承担.研究表明,为引导风险投资支持早期高科技企业,除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扶持奖励风险投资外,政府有必要维持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终极控制股东、法律环境与融资结构选择

采用总债务占总资产比重,银行借款占总资产比重和商业信用占总资产比重度量融资结构,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应用一系列OLS实证检验终极控制股东,法律环境与融资结构选择之间关系.研究发现:商业信用水平不受终极控制股东和法律环境的影响;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分离度低的公司具有显著高的总债务水平和银行借款;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公司者,其总债务水平和银行借款显著低于终极控制股东是民营等非国有公司者;法律环境好的地区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低的总债务水平和银行借款;终极控制股东与融资结构选择之间关系受法律环境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这一关系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和盈余波动性较大的企业更加显著,在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研究结论表明,面对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风险,将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应对风险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政府有动机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更好实现政府目标。     

服务还是监控: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管理——行业专长与不确定性的视角

本文以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析并检验了风险投资机构的基本管理手段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行业专长和不确定性对上述影响的调节机制。开创性地对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管理模式进行分类,探讨并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匹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增值服务对创业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业专长越高,越能增强这种影响;(2)风险投资机构实施的监督控制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当创业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越高时,越多的监督控制对企业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3)风险投资管理模式与创业企业类型之间存在匹配关系:在风险投资机构具有高行业专长和创业企业面对低不确定性的情形下,教练型管理模式的效果最好;在风险投资机构具有高行业专长和创业企业面对高不确定性的情形下,服务加强型管理模式的效果最好;在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低行业专长和创业企业面对低不确定性的情形下,控制加强型管理模式的效果最好;在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低行业专长和创业企业面对高不确定性的情形下,与理论预期不同的是放养型管理模式在统计上不显著。本文开创性地研究了风险投资机构介入创业企业进而创造价值的内在管理机制,对丰富风险投资理论和创业企业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为风险投资机构"合理"介入创业企业提供了实证参考。     

政策生命周期视角下产业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质量关系研究

产业扶持政策是我国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不确定性会对微观企业创新决策造成巨大冲击。本文采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企业财务柔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变更不确定性会激励企业创新质量，而产业政策执行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创新质量；在此过程中，企业财务柔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相比于负债柔性，现金柔性起到主导调节作用。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与融资约束是产业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核心传导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中低质量创新，产业政策变更不确定性对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而产业政策执行不确定性对高质量创新的抑制效应更弱。研究可以为深入理解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决策的负外部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以及政府优化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提供决策参考。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近年来,内部控制成为监管部门、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内部控制会产生什么经济后果?利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构建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本文考察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好,所获取的银行债务融资成本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相对于金融市场发达地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区表现更为显著;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从内部控制的五个一级指标来看,影响企业的银行债务融资成本的一级指标主要是公司的内部环境与控制活动。本文的研究对于进一步了解企业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启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效应。本文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该效应在中国入世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提升效应明显大于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激励了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增加中间投入品进口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了企业储蓄率。本文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储蓄率效应与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等特征有关;另外我们也得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产业关联途径影响企业储蓄率的证据,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下游关联渠道"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而"上游关联渠道"的作用不明显。本文从贸易政策变动的视角为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储蓄率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果的相关研究。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以1999~2013年地级市官员变更为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2)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财政政策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短视性政策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信贷政策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3)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我们还发现,随着科学发展观对官员变更制度中的经济考核指标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显著减弱。     

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破产风险视角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结果发现,在整体上负债融资会通过对破产风险的正向影响负向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反过来.投资支出会负向地影响企业的破产风险,从而有利于负债融资的增加.在代理冲突下这种互动关系会产生异化:在低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一方面会导致控股企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会对非控股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治理效应;由于低成长企业股东或经理过度投资问题,投资不会降低企业破产风险;在高成长情形下,破产风险会导致绝对控股企业投资不足;高成长情形下,只有相对控股企业的投资具有显著的风险抑制效应.     

行业竞争期望与组织战略背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组织如何在合法性压力的趋同和竞争压力的差异化中做出选择,一直是战略研究关注的焦点。战略选择理论虽然突破新制度理论的约束,强调组织通过自身主动性战略来应对制度同形压力,但并未凸显导致组织战略背离的深层次诱因。本文从期望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出发,探讨行业竞争期望对战略背离的影响,分析组织外部环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产业竞争性)与内部资源(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和组织冗余)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行业竞争期望时,组织为扭转行业竞争劣势的局面,会实施偏离行业既定水平的战略突破,即随着行业竞争期望落差的扩大,组织战略背离的程度越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弱化行业竞争期望落差与战略背离之间的关系,而行业竞争程度、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和组织冗余则会强化上述关系。本研究从行业竞争期望的视角透析组织战略背离的决策动机及影响机制,扩展了战略背离的微观机制分析。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银行资本网络

在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视角下实证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国或地区之间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往来的影响,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缓冲效果.基于2000年～2016年的103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回归,本文主要发现：第一,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造成负向冲击,显著降低网络中各国资本流动的入度、加权入度、加权出度和加权度;第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冲击;第三,贸易联系渠道和外汇风险暴露渠道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的重要渠道.本文还进一步从中美贸易摩擦事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长期影响、不同类型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以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间接外溢影响角度,拓展了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加深了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产生的潜在金融风险的理解,也为各国或地区防范和应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     

流动性共性与企业的融资行为及资本结构

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关于流动性共性的定价原理,探讨了流动性共性对企业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结构决定的作用机理。并采用2000年-2O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做出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个股的流动性共性会导致企业新增的外部权益融资、债务融资以及外部融资总额下降;与新增的外部权益融资相比,新增的债务融资下降程度更大,且流动性共性与资本结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进一步检验还发现,与牛市期间相比,在熊市期间流动性共性对资本结构的负向影响是显著增强的;在整个市场状态发生逆转之时,流动性共性将进一步降低资本结构;与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相 比,改革之后资本结构与流动性共性之间的负向关系是显著减弱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成长性较高的企业,其资本结构与流动性共性之间的负向关系是显著增强的。     

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和我国制造业企业价值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研发投入是制造业价值升级的重要动力。选取2016—2020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原有研发投入和企业价值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分析,分别验证了高、低两组融资约束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不同调节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正向影响企业价值,但是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负向影响对研发的投资,这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原理的结果;融资约束会对研发投入带来企业价值提升的正面效应有抑制作用,特别是在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筹资难问题会加大这种显著的负面调节作用。     

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大股东控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支持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和金融化的“投资替代”动机;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盈余管理严重、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及分析师跟踪人数少的情况下,大股东控制对金融化的影响更强,表明大股东确实通过“监督效应”约束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经营风险高、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市场收益高、金融投资风险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中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