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

本文从投入—产出的分析视角出发,结合WIOD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从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考察了要素投入在制造业产业升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依赖于要素结构升级。相对于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劳动力投入是考察期内我国制造业产业内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制造业要实现产业升级目标,需要提升要素禀赋,增加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鉴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论文还考察了参与国际分工与制造业产业升级间的关系,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利于"干中学"效应的发挥,进而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     

制造业服务化时代到来

<正>未来的中国不可能是单一的制造大国,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服务大国,而是制造服务业大国。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制造业,从2014年来看,这种趋势仍在加速。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服务业开始制造业化,制造业也开始服务业化,两个趋势中后者较为明显。据统计,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首超制造业是因为制造业在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即制造业开始服务化。未来的中国不可能是单一的制造大国,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服务大国,而是制造服务业大国。     

基础设施供给与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研究

本文考虑到基础设施的准公共品性质、内生性和效率问题,基于生产函数一般均衡模型,采用中国2002~2010年30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非径向非角度动态DEA方法以及松弛量分解,实证检验基础设施供给与效率对"中国制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利用地区投入产出表测算的基础设施行业供给对制造业具有显著的产出促进作用,基础设施与其他私有部门具有产出和就业互补性,但资本效应不确定。为控制模型内生性,本文加入清代驿站工具变量,发现基础设施行业完全供给效应大于直接供给效应。从基础设施细分行业来看,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通讯基础设施的作用并不显著。基础设施供给效应不仅取决于自身行业效率;还取决于基础设施对制造业的供给效率。能源基础设施以实物衡量的行业效率较高,而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则存在资本产出的高估偏差。技术效率低下和基础设施投资无效是造成供给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区域经济起飞的新“雁阵”——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思考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类似于当年东亚地区的"雁阵模式"。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要跟上中国工业化和世界经济的节奏,打造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高端产业带。要充分发挥大连的"头雁"作用,带动整个辽宁沿海经济带乃至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分析与国际风险传导应对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全球化生产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参与国际分工各国在共享分工福利的同时,如何避免外部世界的冲击?关于这一问题,若从一国所处的与其他国家的价值链贸易网络的视角给予考察,或许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本文基于2000年~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性质,且整个网络的演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接着指出,在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下,一国可通过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的集约性和广延性特征,实现自身重要程度的提高,弱化来自外部波动的影响.最后,从进口(投入)和出口(产出)两个方向对上述结论给予验证,即一国可通过增加上下游贸易对象数量并降低贸易强度分布集中度,做广做均全球外贸发展布局,弱化内外部之间风险互相传导的冲击,稳健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     

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分析与国际风险传导应对

在全球化生产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参与国际分工各国在共享分工福利的同时，如何避免 外部世界的冲击?关于这一问题，若从一国所处的与其他国家的价值链贸易网络的视角给予 考察，或许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本文基于2000年~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性质，且整个网络的演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接着指出，在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下，一国可通过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的集约性和广延性特征，实现自身重要程度的提高，弱化来自外部波动的影响.最后，从进口(投入)和出口(产出)两个方向对上述结论给予验证，即一国可通过增加上下游贸易对象数量并降低贸易强度分布集中度，做广做均全球外贸发展布局，弱化内外部之间风险互相传导的冲击，稳健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     

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

在对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理论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维度和指标体系.通过对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数据的维度特征评价、维度结构评价和综合决策评价,发现我国制造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弱、产业创新转化的产出贡献度低、制造业各行业间创新能力不均、外资企业研发和产学研合作没有培育产业的创新转化能力4个方面的不足.     

价值链位置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深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背景下，理解价值链位置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本文基于手工匹配的2006年—2015年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行业的价值链位置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发现，行业价值链位置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关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投资类型和企业特征有关，而国内产业投资项目的增加有助于该效应的扩张；进一步分析表明，行业价值链位置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U”型关系，尤其是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这可能是由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导致；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再次验证本文的主要结论.本文的结论能够为政府如何制定符合产业发展阶段的政策，明确产业升级过程中要素需求提供有益借鉴.     

国营船企实施CIMS系统经验浅谈

船舶行业是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3种密集型集中的行业,船舶行业为水上交通、海洋开发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现代综合性产业,是军民结合的战略性产业,是先进装备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于2012年3月份发布的《船舶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出,要"坚持把推进两化融合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全面提升船舶工业研发、设计、制造、服务和管理信息化水平,夯实行业信息化技术基础,完善造船企业以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化体系建设。重点提高数字化造船能力,推动企业现代造船模式建设和造船信息集成系统应用。本文作者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实施推进CIMS系统,就推进过程中的一些经验进行了总结,供读者参考。     

去工业化成因的比较分析——基于15个去工业化国家的投入产出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展现出了“过早”、“过快”去工业化的发展态势，中央为此提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发展要求。文章通过对15个去工业化国家的投入产出分解分析，将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的下降分为了相对增加值率、国内供给率、生产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和最终需求量五个因素所引起的变化。分解发现，国内供给率、生产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因素是导致大部分国家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而生产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和最终需求量因素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下降的原因。中国最终需求中对制造业需求降低是由于消费结构中制造业份额下降和出口需求降低。为此，要确保中国制造业份额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需要进一步推动自主创新，扩大国际国内制造业市场；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创造制造业新需求；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缓解去工业化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     

全球价值链变化新趋势及中国对策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研究现状出发,对全球价值链变化新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机制已经发生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方兴未艾,全球价值链转型正在进行。全球价值链突破现有的物理空间局限,太空经济正成为新的增长点。发达国家主导区域贸易协定新规则,全球价值链重构内生化趋势明显。全球价值链分层逐步形成,附加值获取日益固化。针对全球价值链变化的新趋势,中国应当以新旧驱动力融合为着眼点,培育数字经济的中国优势;以中国空间站建设为契机,抢占太空经济制高点;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加速全球贸易网络构建;以复杂全球价值链打造为核心,提升附加值获取能力。     

“双循环”新格局下贸易摩擦冲击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匹配链接GTAP模型与全球价值链核算分解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综合考察中国遭受贸易摩擦冲击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体现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利益重配、生产链条回缩、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网络变迁与区域集聚等方面;贸易摩擦冲击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抑制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造成企业进口中间品需求和国内中间品需求大幅萎缩,损害与弱化了其全球价值链贸易收益及生产活动参与程度,且产业层面上下游关联引致的负面波及效应显著;同链共振效应抑制了贸易壁垒实施方及非直接关联的第三方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复杂GVC参与度,但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承接了较多中间品贸易转移;贸易摩擦冲击造成了中间品贸易网络的整体性萎缩,改变了原有的网络社区结构。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在Reijnders和de Vries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基本框架下同时考虑行业和技能异质性,并利用WIOD数据库以及相配套的劳动力就业数据库,多维度考察中国就业变动的整体、行业和技能特点。按照各因素的相对贡献,本文利用链式结构分解方法,深入探究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系数效应、中间投入外包效应、最终需求外包效应、最终需求规模效应和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效应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中国整体及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增就业规模庞大,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相较于制造业实现了更快增长。此外,各类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明显增加,并以低技能劳动者的工时延长最大。结构分解结果表明,最终需求规模增加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技术进步显著抑制就业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相比,劳动投入系数下降是抑制中国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生产工序不同存在显著差异,但最终需求外包增加对中国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大。当纳入细分行业和技能就业的考虑,这些驱动因素的影响同样具备差异性。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研究

21世纪以来,ICT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为检验中国ICT资本是否存在"生产率悖论",本文运用PIM系统估算了2003-2016年期间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ICT服务业和非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研究发现,中国ICT服务业存在明显的"投资不足",但在2012年以后有所缓和;ICT服务业资本存量在各地区表现非均衡分布,但其差距趋于收敛;ICT服务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在0.1605-0.1705之间;从时间趋势来看,考察期间内ICT服务业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断增强,从区域差异来看,ICT服务业资本产出弹性在东、中和西部呈依次递减趋势。本文研究证实中国ICT资本不存在"生产率悖论"。     

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

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知识产权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高度细化合并数据,考察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研发创新行为的问题。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进一步,本文从技术外溢的过度依赖、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发达国家的"俘获效应"等3个角度,探究企业嵌入价值链没有产生预期的技术升级效应的原因。同时,本文还以中国加入WTO的外生冲击构建因果识别机制,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不同价值链嵌入程度企业的自主研发行为,发现在考虑WTO冲击后价值链嵌入仍然对制造业企业研发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对高价值链嵌入度企业的抑制作用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因此,实现中国制造的价值链攀升,需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引入外部竞争机制以及更深度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全球治理。     

中国产业链风险敞口的测度、结构及国际比较——基于生产链长度视角

保障产业链安全运行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注重点,也是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然而,跟踪产业链风险的测度指标相对缺乏,且存在概念混淆。鉴于此,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视角,并结合国家间双边关系、不可替代程度等因素,提出了全球产业链风险敞口、风险收益比新概念和新测度方法,并进行了实证测算。研究发现：（1）总体上,不同方法测算得到的中国整体产业链需求端和供给端风险敞口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但不考虑国家间双边关系、生产环节的不可替代性等因素,或使用传统GVC参与度方法都会低估中国产业链风险敞口。（2）不同行业和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风险敞口存在显著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制造业、服务业、农业,高技术制造业近1/3的生产长度暴露在国外,产业链受到外部冲击而断裂的风险较大。（3）中国产业链需求端风险敞口处于中游水平,高于美国,但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面临的风险大于收益,而世界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收益大于风险。（4）各国家部门产业链风险敞口总体上具有一定监测预警作用,即某一国家部门风险敞口越大,在不利冲击下（如疫情）其贸易量下降的幅度可能就越大。     

利益相关者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综合价值链理论、契约理论和期望理论,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机理,指出利益相关者满足是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关键因素,并在理论上分析了实现企业财务绩效最大化的条件.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满足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β值的分析显示中国上市公司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满足水平并不合理,公司可按照β值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调整,从而提升其财务绩效.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再创浙江制造新优势——基于2006～2015年浙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咨询建议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浙江制造业质量提升、效率优化、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主攻方向,对浙江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针对浙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反映的趋势与问题,建议以增强要素配置效率为重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高端化品牌绿色化为导向强化制造业结构调整,加快市场化改革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激励实体企业加大对研发创新和技术改造的投入。     

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有多大?——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估计

本文提出一个同时估计替代弹性(溢价)、要素产出弹性、企业异质性(包括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构估计框架,尝试把资源配置文献朝"微观化"发展方向推进。运用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平均达到160%。结构估计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反事实分析,它显示未来10年里即使只释放出配置效率改善空间的一半也能保证每年3.85%的经济增长率,改革"红利"仍然十分丰厚。反事实分析还表明,与地区(省)内扭曲相关的资源误置约占60%,地区(省)际约占40%;消除省际扭曲、实现全国统一有效的大市场,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也能增加约70%的总产出。因此,应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缓解和消除行业内、地区间的各种扭曲,实现高质量增长。     

如何协调推进稳增长和去杠杆?——基于资金配置结构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银行信贷和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资金利用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的"剪刀差"问题,对协调推进稳增长和去杠杆带来了极大挑战。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结构的视角,将资金需求企业的资产特征、资金供给银行的发展模式以及投融资制度环境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解释"剪刀差"问题的"三角理论框架",并从不同行业和企业的融资差异、银行的发展模式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隐性担保和利差管制、行业企业的资产规模和抵押属性、银行粗放的发展模式和经营偏好相互促进,导致银行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了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的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以及国有、大型企业。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改革配套性制度设施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