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社会化中的“人格烙印”

人格是个体行为的全部本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人格建构"其实是个体"自我品质"与"自我行为"的不断建构过程,由于个体在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中的"榜样群体"、"教养方式"、"人格典范"不同,导致了儿童在社会化中所获得的"人格烙印"也就不同。笔者根据长期的跟踪调查与行为研究,将儿童社会化"人格建构"中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烙印"分为:类植物"人格烙印"、类动物"人格烙印"、传统"人格烙印"及理想"人格烙印"。     

手机媒介传播:弥漫于空间——对手机媒介建构的空间结构的探析

空间与时间是人类立存于世的基本感知概念,而手机媒介的普遍使用正在重塑时空结构。手机媒介以其随时随地跨越时空沟通这一原始特点,一方面帮助我们形成把握世界的感觉框架,另一方面,这一"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媒介也令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传统概念产生"内爆"。手机媒介带来空间感觉的变化、建构私人空间、便利公共空间与私秘空间的自由切换、营造虚拟空间-手机社区,本文从这四个维度探讨手机媒介是如何通过对空间结构的重塑来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性内容,并且又成为我们经验的一部分这一重要而持久的理论问题。     

个体与社会的媒介化建构

媒介技术构建媒介社会,媒介信息让受众从拟态环境中获得对世界的看法,建构个体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培植行为方式,改造固有文化。媒介化社会中人们消费着"符号",消遣着媒介镜像,"真实"与"虚拟"被媒介深度模糊,个体与社会在传播与传递中被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建构的理性向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建构,是党的文化建设实践主体在理论层面的升华。从哲学理性的视域看,党的文化理论建构既是交往行为,也是价值重塑和实践创构行为,且彰显了三个理性向度。在交往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文化理论建构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度耦合中既回应了"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之问",又解答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党的文化理论建构关系的"历史之问"。在价值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文化理论建构依凭其价值期待,既阐扬"以人为本""家国一体"的辩证协调,又显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要旨的价值取向。在实践理性的向度中,党的文化理论建构既坚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辩证统一的实践路径,又创构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行动诉求。     

试论交往性学习

人通过劳动的诞生,注定使人成为交往的存在物。"人之为人"的社会性与精神属性赋予人文化生活的存在方式,这必然引导人的社会化过程在交往的实践境域中才成为可能,并决定人的类生命形态以社会交往性学习范式为载体。交往性学习是交往者互为学习对象,以对话与互动为介质,呈现互文性特质来完成人的社会化建构。基于"交往"基质建构的学习共同体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文化的存在,实践着学习型社会的文化关系并构成"人之为人"的现实之维。     

技术化交往中的“媒介人”及其主体性适应

在媒介的演化进程中,技术始终是催生新的媒介形态、决定媒介传播力、建构媒介信息方式与传播格局的关键力量.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对技术化传播工具的普遍依赖,体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中,人类因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媒介人”.技术在推动媒介进化的同时,也为人们开拓着更多的交往方式与主体性实现途径.技术工具对交往主体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也渗透于人们整合社会关系、建构交往方式、营造生活空间、探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因此,在技术化的交往方式中,人的主体性的存在与发展,必然面临着对技术理性、社会角色以及文化价值的全方位适应,并由此实现人与技术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微信社会情境下老年个体身份行动研究

微信社交软件的兴起,无疑创生出微信社会情境。通过微信言语的多重互构行为,老年个体身份得以建构,进而以自我呈现、自我构念行动实现了老年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提升。在微信社会空间中,“虚拟在场,现实缺席”的社会情境让老年个体的在场感和家庭群体感得到增强;“微信群”得以建构成员平等对话的空间,消解了传统代际权威;家庭成员“红包游戏”的互动体验进一步消解了传统代际间的仪式感。老年个体以图像符号的表情包语言重塑其话语表达逻辑,同时以转发链接来建构新的对话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依托于其内在服务性功能,老年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得以提升,其微信社会身份亦被重塑。     

试论电视新闻与公共交流空间的构筑

人类在跨越时空面对面地在场交流欲望的推动之下创造了媒介,并使之成为人类在不断拓展的空间中保持交往行为的公共交流空间。电视新闻作为电视媒介的主要节目形态,担负着建构新型社会舆论空间的重要职责。通过对电视新闻媒介形态发展的梳理,认为电视新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在各种技术推动下,不断拓展和构建新型公共交流空间,充分展开公众交流活动的历史。推测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电视新闻将在数字化媒介技术的推动下表现出网络化和虚拟化的发展趋势,展现出互动性和在场性的特征,进而构筑一个具有人类亲身传播的特点,满足社会舆论需求的公共交流空间。     

现代性视野中的虚拟交往

发轫于欧洲的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允诺人类前景以美好意象。在现代性的拓展中,技术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种新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理解现代性的新契机。从社会交往方式的角度来看,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带来了传统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信息技术所建构的网络时代,虚拟交往正在日益成为一种重要交往方式,虚拟交往不仅仅是对现实交往的复制与粘贴,更是对现实交往的再生产,进而展示了人类个体社会化的崭新图景。尽管能够克服现代性的异化,虚拟交往也导致了新的异化,解决途径是技术与文化共进化。     

元宇宙与创世神话的媒介域：从“形态域”到“拟态域”

作为与现实平行的虚拟技术,“元宇宙”正在以新型的范式架构人们的记忆并引发新的奇思异想。它不仅是一种技术表象,更是借助技术阐释世界的一种社会化新经验,是对现实主体的夸张式宣泄,对个体存在经验的新操纵。然而真实世界与元宇宙世界如何构成新的媒介域,这需要从人作为主体去回应和重塑新型社会关系。将元宇宙与古代创世神话并置,可以看出,元宇宙与中国古代创世神话的逻辑建构有着相似的模式,两者都意在开辟一个与现实平行的空间,以求解人与宇宙时空的完美关系。而从媒介域角度而言,上古神话叙事与元宇宙之间是信息交流与控制的迭代——一个用语言文本演绎,一个用虚拟技术赋权,并起着配置社会结构、建构驱动社会组织的媒介域功用。二者不同的是,创世神话意在神幻的世界中建构“天人合一”的“道”,其宗旨是实现现实世界中天道、地道、人道、神道的认知统一;而元宇宙则仍沉浸在概念“自嗨”之中,尚需在主体世界生成新潜能,以体现技术闯入社会生态中的地位和角色功能。     

网络与比较文学媒介学研究的新空间

比较文学媒介学研究范式伴随着对媒介本质意义的再思索而变化,网络时代对媒介重塑了人的时空感知方式的认同与受众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使媒介学研究范式发生了由"作者-文本"向"文本-话语"的转变.网络发挥着建构比较文学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但在精神文化生态失衡的大众传媒时代,网络在打破精英塑造神话的同时,也无法抵制文化消费主义浪潮的侵袭.网络对比较文学生态话语整合与解构的矛盾,给比较文学媒介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论个体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

长期以来,基于性别差异,尤其是男女两性性别差异的两性性别心理及其形成一直是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门议题。以社会学为视角分析个体性别心理的形成与发展,主张个体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是社会性别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两大重要概念,探讨了个体性别心理形成与发展中的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认为社会和个体合力建构了性别心理—行为机制,而这一机制又对个体的性别社会化和性别角色表演进行导向和规范。在这一机制中,社会影响力无疑是强大的,但个体的建构力也不可小觑。因此,即使是个体,在改善现有的性别文化,创建新的性别制度中,也是大有作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普遍交往形式与秩序的一种美好追求和向往。马克思站在生产实践的维度强调“工业的历史”与“交换的历史”的联结交互,突出生产劳动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资本全球化在扩展生产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但资本逻辑主导下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利益,使得共同利益沦为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并导致交往关系的普遍异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性普遍交往的形式与秩序,在与交往关系的互动呈现中构设出交往主体的实际感知、交往内容的差异互补以及交往主旨的价值共生,实现了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大众媒介下乡与农村青年私人生活意识变迁

对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调试与改造是国家重塑乡村社会以期实现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个人主体性建构要素,私人生活在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文化模式下往往隐而不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村社会改造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使私人生活从农村青年的传统关系网络剥离,并将其纳入国家管理变得愈加重要。在建构农村青年私人生活的诸多要素中,大众媒介扮演着关键角色。早期大众媒介多以权力中介化的角色与功能而存在,随着大众媒介日渐嵌入农村青年日常生活与交往场景,媒介化成为大众媒介影响青年私人生活的核心机制。正是这个过程使农村青年私人生活实践经验及其意识发生变化,同时改变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关系。     

智媒时空观与社会变化：技术文化互动史的视角

人们历史持有或现有的传播时空观是信息传播系统与运输系统共同介入人们交往活动后所产生的文化结果。该观念伴随着两大系统的变化而变化,并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行动及社会关系。目前智能媒介深度发展,新的传播时空观可能生成,并对个人与社会产生新的影响。以德布雷“媒介圈”概念为理论框架,以技术文化互动关系为视角重新审视传播系统介入人类交往活动的历史与现实进程,并根据目前智能平台逐渐下沉为社会基本操作系统的发展趋向。判断具有万物皆媒、人机相生、空间媒介化特征的“拟态圈”出现并控制未来传播活动,而人们将以数据为中心开展社会互动。该互动模式可能给人们带来高度个性化、人性化、自由化的“时空自由”观。     

马克思文明观视域中未来共同体的生成进路及其现实启示

未来共同体的生成进路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立足文明发展的多维指向，在辩证把握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系中深入探究未来共同体生成的主要进路。在文明进步向度上，主张变革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形式关联，重塑两者间的内在关系，超越抑制“自由个性”实现的异化共同体。在文明交往向度上，注重打破个体与共同体间的交往限度，推动两者间的深层互动，生成跨地域和跨文明交往的世界文明共同体。在文明样态向度上，强调消除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断裂，重构个体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间的一体化关联，构建凸显“类主体”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揭示出马克思文明观视域中未来共同体生成的核心指向及其现实进路，是确立起既存共同体变革方向以及建构新时代共同体文明样态的重要指引。     

数字化生存中的时空逻辑、时空剥夺及其时空权利

时间与空间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构成性要素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核心范畴.互联网时代,自然时空日渐社会化,流动时空对地方时空的解构日渐增强,时空分离不断消解传统社会的时空距离.在此基础上,资本和权力对社会时间加速的追求和对社会空间障碍的扫除,使个体最基本、最关键的时空资源从主观意识中剥离出来获得了纯粹客观性,主要体现在挤压个体的自由时空和心理时空,瓦解稳定的社会时空秩序,增加数字交往的人际信任危机,加剧精英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时空剥夺.循此思之,数字化生存需采取有效措施充分保障数字化生活中个体的时空权利,维护数字空间的公平正义,重建人际信任的社会基础以及实现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融合等措施,实现数字化生存中的时空正义.     

数字媒介与跨文化交流:一种批判性的传播学视野

数字媒介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信息编码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印刷媒介基于物质符码,电子媒介基于模拟码,物质符码和模拟码在信息传播方面有着极大的时空局限性。数字媒介基于非物质性的比特字节,这使得数字媒介具有超越时空性、互动性和虚拟性等特征,因而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就能够很好地超越地域限制、减少误解和场景制约。但是,数字媒介信息编码的非物质性也为传播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是一种在虚拟环境中的交流,虚拟环境在为交流参与者提供最大限度交往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现实约束性的丧失,因而交流很容易沦为话语的游戏;其次,通过数字媒介的交流是一种身体不在场的交流,虚拟空间将交往参与者的身体隔离在屏幕之外,这使得数字媒介不利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副语言表达;最后,由于数字媒介的虚拟数字传播环境,使得它更有利于弱语境文化的推广,因此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有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的危险。     

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人学视野下的集体与个体关系论纲

人学视野下的集体与个体之思有其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及认识背景。人学视野下的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一方面是做清理"地基"的工作,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个体在经济、社会和哲学三个维度上均是重要的,集体既可为善亦可为恶。人类历史上的集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七种类型,个体也可区分为生物意义上的个体、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个体、政治法律意义上的个体及审美意义上的个体;另一方面在关系主义思维中,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正向关系、负向关系及亦此亦彼关系,集体与个体良性互动的进路是捍卫个体权利与建立既有实质正义又有程序正义的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