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观点化与观点新闻化——对公共传播视域下媒体话语实践理路的审思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新闻传播的专业性和专属性受到巨大冲击与挑战,令新闻传播的公共性在信息传播的社会化中得以凸显。对新闻报道而言,"观点"作为主观性意见和个体性认知,不仅以话语的姿态呈现于事实的逻辑表达中,也同时以一种选择性策略投射出社情民意,从而聚合成公民新闻和公共新闻的信息处理方式,它具体表现为媒体报道中的新闻观点化和观点新闻化取径。作为对媒介生态变迁的顺应,这样的报道取径可以概称为"作为新闻的观点"的话语生产与媒体话语实践。在此过程中,新闻传播的社会属性、社交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媒体与社会通过新闻生产的对话可能亦得到增进。以此媒体话语参与公共传播的社会表达实践来观照当下的观点新闻及意见生产,本文认为:新闻报道的范式转型将是媒介、技术、人文交互整合与调适之结晶,也是其形塑的媒体话语走向深度智识、助力心智和谐的重构公共理性的责任所在及能动回应。     

论新媒介环境下的政府公共传播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形塑了一个新的媒介环境,它具有传播全球化、去中心化、开放性和信息多元化、舆论复杂化等鲜明特征,给政府公共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政府必须根据新媒介环境的特征和规律,采取相应的公共传播对策。     

凸显与遮蔽:媒体中的女研究生形象研究

分析媒体呈现的女研究生报道的叙事文本后,发现媒体的报道特点是突出女研究生的负面新闻,凸显其婚恋、情感和私领域的活动,遮蔽和忽略其在学业、事业上的成就.运用社会性别的分析视角,揭示媒体如何把女研究生客体化、公共角色私人化,建立其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标准,进而把女性社会角色边缘化.这种对形象的歪曲和重塑事实上是男性话语霸权控制了媒体传播,男性话语形塑着男女两性角色的结果.     

网游青少年媒介形象的偏差及其重塑

当前,大众媒介对网游青少年形象呈现刻板化,将其形塑为“施暴者”与“受害者”,已然影响了公众对网游青少年的认知和网游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影响了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净化网游青少年游戏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同时,有必要重塑网游青少年的媒介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自觉遵从“保引并重”的报道原则、坚持“责任首位”的媒介旨趣和优化“从严把关”的媒介机制至关重要。     

四川客家文化品牌传播及媒介策略——以成都东山客家文化为例

客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各国文化大融合的今天,利用客家文化来沟通国内外的联系,不失为一条便捷的通道.目前,东山客家文化在政府的大力弘扬和打造下.开始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成为四川文化产业的一个强势亮点.而媒介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对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东山客家文化为例,就四川客家文化媒介传播状况以及媒介传播策略提出一些建议与思考.     

国家文化形象的影像话语建构与传播——以张艺谋及美国电影作品为例

国家文化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是明确文化身份、彰显国家与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与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要求。影像的文化形塑,可以通过国家文化形象在公共空间的传递,成为表达民族心理的重要方式。张艺谋作为世界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其电影作品所传达的影像话语,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中国民众以及所有关于中国精神信息和物质产品认知与评价的对象。即便是作为一种主观印象,也影响着中华民族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与地位。然而,影像话语对本土文化与价值观进行隐含性命题表达,也导致了对异质文化的曲解和误读。这些在美国电影作品中也有着突出的表现。     

重庆形象传播策略论

形象传播是展现城市魅力的重要手段.重庆形象传播才刚刚起步,而且还存在"火炉"、"雾都"、"山城"、"四川重庆"等几个关键概念的误读,恶性突发事件的"倒宣传"效果,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型形象传播活动缺失,媒体传播对形象传播的效果冲抵严重等诸多问题.在强化形象锻造与提炼的基础上,重庆形象传播应从专职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形象符号化处理、分类型传播细则、抗干扰应急方案、传播效果综合测评等方面制订科学的传播策略,并从跨地域跨媒介选取传播平台、组织策划重大品牌公共活动等角度对重庆形象进行立体推介,同时注意负面形象的正面营销.     

四川藏区的媒介形象建构——基于《纽约时报》《人民日报》的比较研究

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近30年来有关四川藏区的报道为依据,分析其对四川藏区的形象建构。主要发现,在报道主题上,《人民日报》涉及社会、政治、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纽约时报》主要关注社会方面;在报道立场上,《人民日报》以正面报道为主,《纽约时报》以负面报道为主;在媒介形象上,《人民日报》建构的四川藏区形象比较正面和丰富,《纽约时报》建构的四川藏区形象负面并且单一。     

论政府的媒介形象

政府的媒介形象,是政府通过大众传媒所展示和传播的形象.它是由政府的现实形象转化而来的.政府的现实形象是其媒介形象展现的基础和依据.所以,政府的媒介形象展现首先与它自身的现实形象有关,同时也与大众传媒的报道方式、传播方式有关,与社会公众的接受与认同有关.     

《人民日报》中私营企业主形象变迁研究

传播媒介与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不同社会阶层的身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播媒介来呈现、形塑并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本研究通过分析1949至2009年《人民日报》对私营企业主的报道,归纳并揭示了该阶层在中国主流媒体上从"奸商"到"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变迁过程,并指出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对私营企业家的报道在整体上以负面为主,私营企业家阶层缺乏自身的主体性。同时,通过分析这一形象变迁过程,探讨了媒介话语实践、政策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     

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央视二套定位演变

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域分析了央视二套的定位演变,认为其在"商品化"上体现出了对整体经济普遍商品化过程的促进和对受众商品的优化选择;在"空间化"上体现出企业权力制度边界的广度与深度延伸;在"结构化"上权力、社会关系与传播实践间产生了相互形塑作用与影响。     

公共性建构:媒介生态视域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主体性问题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作为传播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学术媒介,在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上与社会公共生活密切相关。在以数字化逻辑为基础的融媒时代,从媒介生态的系统视域出发,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可通过作为交互式主体保持"学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身份张力、作为理性化主体促进"学界"与跨界之间的社会能量流通、作为话语性主体提升从"学术"研究到社会实践的综合效应来参与公共性建构;人文社科期刊公共性建构的强化路径是以学理性批判来介入社会公共议题,发挥编辑的媒介间性作用,并在社会系统中引入期刊评价的媒介生态维度。     

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再思考

纪录片素有国家、民族的"家庭相册"的美誉,作为大众叙事媒介兼具真实性与艺术性,在视觉表达上更易于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受众所接受。中国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存在着一个从被动局面向主动建构的演进,即自近代以来长期处于"他塑"的被动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纪录片为代表的大众叙事媒介对于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塑造具有显著提升,但亦有不足。从中国国家形象及近年纪录片等变化与发展现状分析来看,主要涵盖了从主题、叙事、传播三维度的嬗变以及纪录片内涵及叙事张力导致的国家形象话语转向。在"一带一路"语境下,存在国家形象等"软实力"的传播与经济、政治上的影响力等"硬实力"不相匹配的局面,纪录片在塑造国家形象、破除西方话语的"刻板印象"、提高国内群众民族凝聚力、自尊心与自豪感方面的潜力亟待挖掘。中国纪录片传播领域若能从构建丝路共同体理念、参与国际影视节展、打造丝路品牌等对策出发,当为可今后"一带一路"的继续深入提供理论借鉴和契机。     

新时期我国主流媒体中的四川藏区形象——基于《人民日报》1978-2013年有关四川藏区报道的内容分析

本文通过文本分析发现,30多年来《人民日报》在对四川藏区的报道中,大量采用来自官方的消息来源,正面报道为主的立场,通过报道主题的选择、消息来源等方面的综合处理,构建了四川藏区以下媒介形象:藏族群众安居乐业、藏区稳定的社会形象;党和政府执政为民、藏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象;军队救民危难、军民鱼水情深的军事形象;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医疗教育力量薄弱的文化形象;发展比较落后的经济形象。     

数据、平台媒介与公共领域的危机

公共领域在媒介平台化和平台媒介化的互动下出现了新转型,这是平台资本主义挖掘数据、进行数字化生产的结果。作为新历史形态的数字资本主义使平台用户成为流众,流众的数字劳动经过赋形成为流量。在争夺流量的过程中数字媒介平台形塑了数字媒体生态,其显著特征就是具有虚假自主权的用户进入了茧房和回音室。封闭式交往是无效的自我叠加或复制,公共领域对话质量由此下降,损害了公共性与协商政治。身处国家能力弱势和社会科技强势这个双重态势中的哈贝马斯,要求增强国家规制、整合新技术,以修复受损的公共领域。     

重庆形象传播策略论

形象传播是展现城市魅力的重要手段。重庆形象传播才刚刚起步,而且还存在"火炉"、"雾都"、"山城"、"四川重庆"等几个关键概念的误读,恶性突发事件的"倒宣传"效果,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型形象传播活动缺失,媒体传播对形象传播的效果冲抵严重等诸多问题。在强化形象锻造与提炼的基础上,重庆形象传播应从专职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形象符号化处理、分类型传播细则、抗干扰应急方案、传播效果综合测评等方面制订科学的传播策略,并从跨地域跨媒介选取传播平台、组织策划重大品牌公共活动等角度对重庆形象进行立体推介,同时注意负面形象的正面营销。     

神话在有声读物中的知识性与艺术性呈现 ——以喜马拉雅FM为例

有声读物作为一种诉诸声音的电子媒介,一直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以神话为内容的有声读物,亦是受听众欢迎的一个类型.神话类有声读物具有独特的文本形式、表达形式和媒介形式,三者之间的互动形塑了有声读物区别于其他电子媒介的特质.而听众以知识获取为目的的阅读导向和以身心体验为诉求的审美旨趣,也使得有声读物中的神话音频具有了通识性知识和通识性艺术的定位.     

媒介公共性问题研究三题

媒介公共性是媒介传播的最本质属性之一。而媒介文本集中体现了其信息性和公开性。媒介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是通过媒介舆论去实现的。媒介舆论不是一般的公共舆论,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社会公器,它一方面是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播学理论的检视与思考——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汶川地震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视传播学理论与本土化媒介语境如何契合的机会。研究和思考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突发灾难报道这一特殊的“媒介语境”下的呈现与表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在地震报道中，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传播免疫理论以及传统的受众理论等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从事实层面来看，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以及受众理论等较之历史语境及西方社会语境，都有一定的“变异性呈现”，体现了传播理论进入中国媒介语境后显示的本土化特征。从规范层面来看，单一的媒介议程、单一而强势的舆论场、单一的媒介强效果论和消极受众理论等，都不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保持议程设置的多样性，保持声音的多元性才有利于公共利益。     

突发公共事件中非政府组织媒介角色研究

基于政府组织和传统媒体权威信息发布的空窗期的背景,首先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流言的媒介角色的新概念;接着进一步以非政府组织媒介角色和危机传播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突发公共事件针对流言传播的信息系统应对机制;最后对2010年山西地震突发事件进行了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