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原住民作家对原住民生存价值的人文关怀

当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队伍都表现出相同的倾向:所有作家的创作都显现出人文精神角度和对原住民生存价值终极意义的关怀。这种关怀是原住民作家为原住民族追求生命价值的使命历程。     

比较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

台湾原住民文学作为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引起较多海内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本文纵观海内外的不同视角,针对殖民与反殖民、反抗与呐喊、主体性建构这三个历史主题,在比较视野中考察探析台湾原住民文学所呈现出的审美特性,以填补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原住民”与台湾的环境治理

在台湾多元复合势力主导的环境治理时期,"原住民"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在生态智慧上,他们的传说和故事隐含着爱护野生动植物并希望多样物种持续存在于自然界的心声和环境态度;他们遵守狩猎禁忌,保护了台湾的生物多样性;他们的植物保护活动也有利于生态、水土保育和文化传承。在抗争实践上,他们通过"还我土地"运动反对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国家公园",还通过反核废料、反水库兴建、反亚洲水泥公司侵占土地等抗争参与台湾的环境治理。"原住民"在参与台湾的环境治理时体现出"自觉性"、"在地性"、"边缘性"的特点。此外,文章还提出继续探索"原住民"多样性文化与台湾环境治理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在发展主义话语下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     

记忆在山海间还原——台湾原住民文学的身份书写

台湾原住民文学（包括口传文学和汉语写作）是台湾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口传文学作为其原初的文化资源，其实就蕴蓄了原住民身份的自我认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崛起的原住民汉语写作从争取民族自我命名到张扬族群文化生存的权利，凸显了原住民身份书写的诉求。山海书写则具有族群身份认同的意涵。都市和山海的对峙，汉原对立彰显了原住民的生存困境，而汉原融溶的愿景将为台湾原住民文学增添新质。     

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

台湾原住民的抗日斗争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斗争方式以武装反抗为主,情形十分惨烈,不屈不挠,其实质乃是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战争行为,同时也是台湾原住民争自由、争解放、争取早日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     

少数文学与数字书写的建构及共构──台湾原住民汉语文学的超文本书写

尝试透过文学批评理论的后现代、后殖民的概念视域,思考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作为"少数文学"与"少数论述"的可能构成要件,及其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时值愈来愈多新生世代原住民的文学书写、创作朝向网络视讯、影音及数字化空间移动,也就意味着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的定义容量必须重新思考,进而探讨原住民网络数字符化的超文本书写、创作类型是否可能牵动族裔文化身份构成∕构造的增殖性、流动性、游牧性或虚拟性的相关命题。     

政治文化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文化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显著正相关,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则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施加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居民共享一种“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此乃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现实。此种政治文化既为国家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推进一种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文化支撑,也对国家如何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提出了治理能力上的新的挑战。     

台湾原住民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学关系初探

台湾原住民文学包括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两部分。口头传统与当代台湾原住民书面文学的关系不单单是源与流的关系,应该说当代台湾原住民书面文学是台湾原住民口头传统历史的叙述的文字发展",更是口头传统的历史延伸,两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独一无二的审美气质。     

从台湾原住民祖灵信仰看高砂义勇军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吞并了中国台湾。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从台湾征兵共20万人。由于日本人将台湾原住民称为高砂族，便将从台湾原住民中8次征兵所有的2万多人称为“高砂义勇军”，这2万多人被派往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哇鲁。高砂义勇军上了战场后在日军中地位极低，给日军打杂挑担，被日本人称为“苦力者”，没有地位，也没有军阶，最后能活着回来的，只有三分之一。就在这三分之一中，多数还是伤残。日本战败后，少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将在战争中战死的高砂义勇军的灵位放在靖国神社中，还宣称“台湾人是爱日本的”、“台湾人愿意做日本人”。而事实上在日治时期的台湾原住民，是被日军或胁迫或利用下被迫或少部分自愿成为“高砂义勇军”的。本文从原住民祖灵信仰的角度，研究高砂义勇军，探讨他们悲剧性命运的一个成因。     

从政治觉醒走向文学反思——关于1980年前后当代文学的历史重释

1980年前后,主流政治文化成为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生产语境的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各种文学现象和作品生成的主要驱动力量。所谓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事同一体的文学现象,只是由于后设的理论研究需要,才把一个统一的文学现象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事实上,它们都是以政治理性回顾、反思历史左倾错误,以之探讨新的社会发展可能和文学发展可能。     

三类台湾专题文学史探析

浦忠成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史纲》,注意原住民文学的特点,处处让人感受到与汉人殊异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模式。三本“台语文学史”将方言文学看成是台湾的特有文化现象,将台湾文学研究扩大到很少人问津的领域,但认为只有母语文学才是台湾文学,这就有排他性。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台湾区域文学史编写,以人文地理或历史地理为标尺,文学史在名称上多用“县”或“市”而少用“地区”,这便受到视野的局限。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反抗日本殖民的见证:台湾战后文学中的民族意识

上世纪50至70年代,台湾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台湾人民反抗日帝殖民统治的历史。这批作品的出现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民众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民族意识,对于反对今天的"台独"思想具有启示作用。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界对这批作品关注很少,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台湾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民众心理状况,对这批作品进行一些梳理研究。     

从文学性到文化性:当代诗学的题型转换

诗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和文化的一部分,必将在文学文化研究这个宏大的语境下将自身的题型转换到文化研究上来。因为单纯的文学性研究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在由制度、技术和工具理性主导的现时代,人们更多地是需要思想性。文学文化研究正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公共管理观点下之地方公共经理人与政治发展——以台湾府际关系为例

台湾在"后精省"时期,地方政府首长的权限有所变动,台湾府际关系逐渐朝向"共享管制"的制度模式发展。在此制度下,地方政府与高层将可能共同制定政策,并进行地方发展的规划。但此一趋势也将产生相应问题,首先个体的地方政府公共经理人在实施管理策略之际,还必须处理地方政治问题;其次,资源稀少性问题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治理效能。但在提高管理效能与效率的同时,更应注意各种程序法制要求,落实程序正义。面对地方选举政治与恶化的地方财政问题,似宜修改法律赋予地方政府征收特殊税赋的权限。     

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构建——兼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特色"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政治文化及其变迁也表现出一些全新的特点,并将影响和塑造未来中国政治发展。在政治文化结构即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等三重维度上,改革开放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政策文化的内容,在保持政治文化同质性的同时,也使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明显的政治文化特征。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日益融入更加积极的文化成分和观念要素,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也迫切需要一种与中国政治发展现状相容并能有效促进中国政治持续发展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进程中政治文化的构建要求在已经成功构建的政策文化基础上,构建稳定而明确的体系文化以及均衡的过程文化。理性面对不同传统并从中寻求支持,是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选择。     

协商与抵抗:文化身份视角的新闻编译策略

文化身份是一个文化群体成员对其自身文化归属的认同感,为跨文化语境中编译者主体对原作新闻的理解预设了一种“前理解”。在英汉新闻编译中,特定文化身份认同作用于话语转换实践,决定了协商式和抵抗式编译策略的选用。     

中国文学传统下的后现代试验--以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小说为例

台湾作家张大春在小说中充分运用中国传统“说书体”的叙事技巧、语言风格和美学特征，并将此融入其后现代写作实验中，在“传统”与“现代”中建立起一种相得益彰的文学话语空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这一创作风格的形成，也为探讨汉语言文学在与世界文学对话时，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提供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