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改制与北宋太常寺建制的变迁

北宋前期,中央机构繁复,因旧有寺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故在寺监外,增设新机构,太常寺与太常礼院、礼仪院并立,其重要职能被太常礼院和礼仪院所分,在北宋前期,仅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宫、习乐等职事。太常卿成为阶官的一种,没有特殊任命,不能到太常寺任职,太常寺的实际最高长官为判太常寺。元丰改制后,太常礼院职事罢废,太常寺开始专其职,太常寺职权由此得到恢复和扩大。北宋后期,太常寺统掌礼乐之事,凡大朝会、祭祀所用雅乐及器服,郊祀、宗庙、社稷、陵寝、牺牲、籍田、祠祀等,均得统管,其下辖机构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而言,北宋太常寺建制,以元丰改制为界,前后存在较大变化。     

教育行政组织机构改革应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本文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的教育行政组织运行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教育行政组织机构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发展的需要,做到机构精简,高效率运行,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六种关系:即教育行政组织机构与政府机构的关系;教育行政组织层级与国家行政组织层级的关系;各级教育行政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教育行政组织机构与各级政府其他职能部门中教育行政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教育行政组织机构与学校的关系;教育行政组织机构与社会的关系。     

论唐代太常寺番上乐户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

唐代太常寺番上乐户中有许多属于官奴婢、官户或杂户,他们一般来源于罪犯的家属和战俘,在法律地位上还远远不及平民。尽管太常寺乐户的法律地位不高,他们却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太常寺乐工升任较高的官职,一些乐工与皇帝关系密切,一些乐工在当时颇有声名。即使是普通的乐工,在一定时期内也拥有与其法律地位不相称的社会地位。     

中国行政机构近代化的开端－－评清末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清末中央行政机构改革有别于历史上传统的行政机构改革 ,是中国行政机构近代化的开端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模仿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和建立独立完备行政体系的设想 ,初步改变了中国传统行政机构的组织模式 ,为当代中央行政机构改革提供了某些借鉴。     

环境行政监管组织的法律分析——以水污染治理为例

首先探讨了环境行政监管权力的两种来源。然后在区分环境政策和法律,以及环境行政监管组织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基础上,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环境行政监管组织的机构建设、功能定位和职权配置问题。     

论行政立法的中立化起草

我国行政立法主要是由行政部门自己起草或组织起草的,这使行政立法内容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色彩,偏离公正;同时还存在着因立法技术不高、经验不足而大大影响立法质量的现象。为了实现行政立法正当性的要求,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并使行政立法能够顺利实施,有必要实行行政立法的中立化起草。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建立行政部门在起草中的回避制度,成立独立的、专门的行政立法起草机构,还可通过委托和招标的方式将行政立法交由社会机构起草。     

现行地方组织法的缺陷及地方行政组织立法的完善

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容易导致行政机构臃肿的一些缺陷的基础上 ,提出修改建议并就地方行政组织立法的完善问题作初步探讨 ,以利于地方行政机构组织的精简和职能的转换     

论我国行政组织结构的优化

优化行政组织结构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及促进行政组织法的完善等具有重要意义。优化行政组织结构,应当从行政组织的三维结构入手,以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和精简、统一、效能为判定标准,扩大横向管理幅度,缩小省级行政区划;减少行政层级,推行省直管县;合理调整机构设置,控制行政组织规模;避免部门林立,实行大部制;防止大部专权,按照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分原则设置行政机构;打破职责同构,整合条块管理以建立伙伴关系。这些改革措施需要协同配套、同步推进并有相应的法制保障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论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路径——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切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先后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行政改革实践与数次规模较小的调整,然而,作为行政机构改革制度保障的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探讨与制度设计,却进展缓慢。近年来,行政法学者从研究主线、行政主体与合法化进路等方面,对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行政组织法的进一步完善,实际上就是行政组织相关制度对目前行政组织的生态环境所作出的一个回应。影响行政组织制度形成的生态环境是多样的,其中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四个方面。     

腐败与组织惰性：探析腐败产生的新视角

行政组织惰性是否与腐败产生有必然的联系？通过对行政组织惰性与腐败行为产生的关系的分析,可以认定行政组织惰性是导致行政组织效率低下的基本原因,组织老化和利益固守是现阶段我国腐败行为产生的制度缺陷以外的重要原因。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组织改革,精简和整合组织机构,优化业务流程,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从而有效克服行政组织惰性,能够有效避免腐败行为的产生。     

东汉东晋时期大同的佛寺和佛教活动

大同地区在东汉和东晋时期就有寺院和佛教僧侣的活动。大同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应为建于东汉时期的通光寺。东晋释道安和慧远等高僧在浑源龙山的弘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的悬空寺有可能始建于东晋时期。大同佛教史应该引起史学界和佛教界的重视。     

绝妙好辞《曹娥碑》

曹娥孝女庙被誉为江南第一庙 ,庙内镌有为数众多的楹联和匾额。然而 ,该庙的真正精华是东汉邯郸淳撰文的《曹娥碑》。该文就碑文撰写的缘起、撰写过程及流传等问题 ,作了必要的考证和梳理 ,旨在说明碑文的重要价值 ,使这颗中华艺术宝库中的明珠重现光彩。     

明清时期泰山神祗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犬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     

甘泉与西汉中期的国家祭祀

甘泉是西汉的北部军事要塞,也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北部边界。武帝元狩四年是西汉甘泉由军事战略要地转为国家祭祀中心的分水岭。泰畤的建立是甘泉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但甘泉取代雍地成为郊天之所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武帝在甘泉设置九天巫与其对它方神祇的新奇和对匈奴的政治笼络有关。西汉前中期的国家祭祀较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以皇帝个人信仰为旨归,因而不论是雍地郊祀"五帝",还是甘泉郊祀"太一",其实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成帝、王莽时的郊祀改革中才得到改变。     

泰山和圣祠与历史上柳下惠的崇祀

奉祀春秋大贤柳下惠的和圣祠，是泰山历史上的著名祠宇。考察其祠自创构以来的沿革兴废，并通过和圣祠祀，观察不同时代背景下对柳下惠的阐释与解读，以及其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动向与时人心态，有助于探索柳下惠与泰山文化的多层联系。     

北庭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从北庭石窟寺到吉木萨尔千佛寺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是古代北庭,中央王朝在北庭地区的经营和统辖,以汉、唐、元、清四代最具代表性。古代北庭石窟寺,历经唐、宋、元等时期的繁荣兴盛,入明以后,该地佛教及寺庙逐渐湮没无闻。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当地百姓把唐代石窟寺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利用,重构为吉木萨尔千佛寺,以六月六庙会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在乾隆晚期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民国前期,吉木萨尔千佛寺的六月六庙会进入了极盛时期。吉木萨尔的千佛寺和庙会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反映了北庭石窟寺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生态。     

论《太玄》研究的历史变迁

扬雄准《易》而作《太玄》,在历史上引发《太玄》研究之学。汉末三国时期,《太玄》研究形成第一次高潮,推动和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晋范望《太玄解赞》成为象数学的代表之作。唐王涯注《太玄》,引入王弼解《易》方法,《太玄》义理学张显。宋代的《太玄》研究极为兴盛,对宋学尤其是象数性命之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明清两代,《太玄》研究转入低谷,但仍有值得关注的著作传世。现代的《太玄》研究更有兴起发展之势。《太玄》研究与传统学术发展息息相关。     

大同善化寺“朱弁碑”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大同善化寺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辽金佛教寺院,所保留的唐代建制为国内少见。寺中现存的金代＂朱弁碑＂详实地记载了金代圆满大师历时15年的重建史实,对研究该寺的历史以及相关问题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唐代佛寺所在考异二则

李芳民先生《唐五代佛寺辑考》附录"所在待考佛寺"中列有皎然诗中的"报德寺"和《唐鍪藏寺碑》中的"鍪藏寺"。其实皎然诗题中"报德寺"所在有两处:其一为唐淮安郡枣阳县,今属湖北省襄樊市枣阳县境;其二为唐润州上元县,今属南京市白下区内。而"鍪藏寺"即为古新罗国鍪藏寺,所在即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暗谷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