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骚对汉代诗歌影响对比研究

作为先秦文学作品的《诗》、骚对汉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影响的表现又有不同。《诗》的影响主要在精神上,骚的影响主要在抒情上汉人在感情上,对骚的接受更自然一些,而对《诗》形式上的学习相对于骚来说,更自觉一些骚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对汉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远没有《诗》的影响大。《诗》骚又对具体作家、作品同时起影响作用。     

读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

先秦儒家文学思想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及后继者们依据其哲学观与美学观对文学现象以及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所作的阐说。在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儒家文学思想早已不是原生形态了,组成儒家文学思想的一系列重要命题存在着基于不同理论体系的多种解读。俞志慧教授《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北京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九辑,2005年3月出版)是若干解读之一。该书在还原思维指引下,以先秦时代儒家培养君子儒的目标为切入点,对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进行重新建构,读后发现该书新见迭出,严密细致,受益匪浅。今就读书所感,略论…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宗经与慕骚——骚雅词的抒情精神内涵

"宗经"与"慕骚"是骚雅词的精神内涵,自晚唐五代以来,词在发展过程中兼容会通,深受诗教雅正传统观念的影响,并吸收楚骚怨慕精神,不断开创拓新,延续了传统诗学比兴递嬗,托兴深微的通变与创新,成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抒情精神,展现骚雅词博通之趣。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试论程颢程颐的《诗》学情性观

《诗》学在宋代发生了巨大变革。程颢程颐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驱之一。二程《诗》学情性观是宋代《诗》学变革的重要表现,既反映了宋代《诗》学研究思路重内轻外之理学倾向,又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情论诗的文学思想。二程《诗》学情性观是理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楚辞》,有如两颗各具异彩的明珠,两千多年来,一直在我国文学史上大放光芒。《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故人们以《诗》、《骚》并称。这两部艺术珍品,不仅以其不朽的艺术生命,给历代人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养料,而且为我们总结古典文艺理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依据。我国古代卓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杰作《文心雕龙》中,对《诗》、《骚》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在今天还具有借鉴的意义。他说:“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     

宗经辨骚

宗经辨骚不唯是贯串《文心雕龙》全书的一条主线,亦且是贯串自汉以迄北宋前期文学思想的一条主线。关于前一点,王运熙先生在他写于一九六四年的《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和写于近年的《<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刘勰的诗论

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贯穿着古代文学的始终。因而中国古代文论主要的是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文”,尽管是泛文学的,但其主干则是诗赋。“文心”,相当一部分是诗心。刘勰提倡“宗经”,其一是《诗经》。根据五经总结的“六义”,其中如“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也可以说是诗的义则。“文之枢纽”中的《辨骚》篇,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屈骚的艺术价值。风、骚并峙,在理论上揭示了古代文学的两大源流。“论文叙笔”中,《明诗》篇论述了诗的历史、诗的特征。《乐府》篇论述了诗与音乐的关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辨骚》篇不属于总论吗?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地位,刘勰自己在《序志》篇中说得很清楚:“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但是,由于《辨骚》篇放在“文之枢纽”即总论的五篇之末,同下面“论文叙笔”的二十篇相邻接,又曾有人把“骚”单独看作一种区别于诗和赋的文体,所以《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属于文体论,就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争议。六十年代初,段熙仲和王运熙同志,     

从“诗教”的艺术符号学阐释看中华美学的生命精神

《诗经》是一个融汇礼乐文化的综合文本,诗教的实际操作贯穿了人对艺术语言符号的认知过程。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合理性依据。诗教的实现手段是艺术,艺术在中国美学体系中获得了本体性地位。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哲学意蕴。诗教追求的尽善尽美的艺术理想,使艺术批评不能离开善与美的维度。这是对诗教进行艺术符号学阐释的实践要求。诗教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成为"仁人",从中可以管窥中国美学的生命精神。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耐可不是于右任的笔名——《于右任辛亥文集》误收一例

《于右任辛亥文集》中收入了两篇《民立报》上《骚心丛谈》栏的文章,一篇是1911年1月23日《吊摆伦》的诗及其说明,一篇是刊于次日的《歪得湖源》的诗及其说明。在这两篇文章题下,编者都注明了“署名耐可”的字样。由于《骚心丛谈》是于右任的专栏,因而这两篇文章被当做了于右任的文章,耐可便成了于右任的一个笔名。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