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回顾与反思: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汉人宗族研究

宗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学家将其视为透视中国汉人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回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当前宗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几点思考:宗族与家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指涉范围;宗族不仅是血缘群体,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社会文化团体;宗族乡村研究模式和功能主义视角的局限及超越;对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分析应关注其中暗含的经济因素。     

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

宗族研究区域由南向北转移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北方宗族问题历来被学界视为非典型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从实体性功能组织到注重宗族的系谱性原则和归属感,再到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礼仪和制度.伴随着宗族概念的厘清,从事宗族社会史的研究者需要从文献和实践结合的层面重新审视北方的宗族问题.在此背景下,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已经成为研究者开展宗族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区域.     

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跨民族”宗族共同体研究——以偰氏、完颜氏和赵氏宗族为例

江苏、甘肃两省三县偰氏、完颜氏和赵氏三个宗族在历史和当下不断跨越他者边界,形成了跨民族、跨地域、跨时空的宗族共同体,宗族成员找到归属感,宗族内部具备关怀感,宗族组织具有使命感。在个人、家庭、家族、宗族社会结构序列中,宗族成为民间合法的最高层级组织。宗族共同体跨民族特性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在对"边界"的跨越和消解基础上建构一个更高层级的上位群体,从而由"我们"和"他们"转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我们"之过程。这种不断拆除边界、吸收"他们"变为"我们"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缩影,秉持了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混元""连续统"思维模式,传承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和讲究"天、地、人"融合的"传统主义",小到个人修身养性,中到宗族关系处理,大到国家的发展,都有着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我们"感的共同体思想基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启示和助益。     

辽代渤海世家大族考述

辽朝统治时期的渤海世家大族,基本上以原渤海国的传统世家大族为主。原渤海王族由于具有较强的社会势力,契丹统治者以联姻、任官等方式对之加以拉拢、利用,使之成为新王朝的世家大族,以利于对这个庞大的被征服民族的统治。渤海右姓入辽后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是辽代渤海世家大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渤海人普通家族上升为世家大族的情况不多,史料中仅见个别事例。在辽朝民族不平等政策的作用下,渤海人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是十分困难的。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以深圳龙西客家社区为例

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影响,在充分考察深圳市龙城街道龙西客家社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宗族状况的基础上,着重从宗族的习俗调整、宗族的聚居格局、宗族的经济基础和宗族的权威体系等几个方面,探讨宗族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据此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念进行反思。     

试论先秦时期的宗族与宗族社会救助

宗族救助是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宗族是以九族为限,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宗族网络之中。宗族成员之间要互帮互助,扶危济困。救助的主要内容有救助贫困的族人、孤子及丧葬救助等。先秦时期的宗族救助对于加强宗族团结,维护宗族的生存与繁衍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陕北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该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开发较晚,其宗族形态呈现出了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以往学界对我国的东南宗族关注较多,对北方尤其对西北的宗族关注较少。本文就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作一探讨,以期为宗族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区域个案。     

百年汉人宗族研究的基本范式——兼论汉人宗族生成的文化机制

本文在以往汉人宗族研究述评的基础上,以学术批评的眼光,从一个长时段的框架里审视了汉人宗族研究的内在发展脉络,认为汉人宗族研究先后出现了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论、系谱体系论、历史过程论和后现代主义等五种基本范式。这充分反映了学界在汉人宗族认识上的不断深化。     

土族宗法文化初探

本文论述了土族宗法文化的表现形式 ,认为土族的宗法文化是一种整合重构型的宗法文化。     

吐谷浑的宗法统治

吐谷浑经历着游牧民族一般具有的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紧密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宗法奴隶制社会 ,并在中原王朝及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向封建制社会过渡。     

匈奴姻亲氏族与其职掌

Affinity clans and luandishi ( or luandi clan ) constituted the backbone of the Xiongnu’s social structure, among which luandishi was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while those affinity clans were subordinate. But affinity clans’ status in Xiongnu society started to change since Tuqitang became Chanyu( chief of Xiongnu in ancient China ) in 60 B. C. The reason for affinity clans’ change of their position was not only due to their affinity relations with Chanyu, but also due to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n the succession of Chanyu,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Han Dynasty’s polices. The presence of affinity clans and the change of their position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in Xiongnu’s social development, thus it is worth of doing an in-depth academic study in this field.     

东乡哈木则宗族形成与发展的考察研究

本文是对东乡哈木则宗族从产生到发展壮大,并最终形成东乡族最大的宗族之一的过程和发展脉络、人口分布状况的试探性研究,试图从哈木则宗族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的语言、民族、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变迁与交融现象及其原因中,探究哈木则宗族形成和发展巩固的主客观原因,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去探索整个东乡族族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     

鲜卑族宗法文化论略

鲜卑族早期国家政权具有浓厚的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相结合的游牧宗法奴隶制的特征,并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长期存留。     

维吾尔族传统宗法文化初探

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对象,但至今还没有从宗法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问世。本文运用历史文献资料,论述和分析了维吾尔族传统宗法文化的表现形态,以有益于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藏族郭密部落历史演进

郭密族是藏族的一个宗族或部落组织。本文依据现存的文献 ,对其历史作了一些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