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治理视角下公共危机防范机制的建构分析

网络化治理模式要求在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中,各地区结合具体实际,适度集权和分权,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包括非政府组织、社会媒体以及公民个人多维主体共同参与的防范机制。建立明确的危机应对指挥体系,厘清各级主管部门权责;增强政府主管部门公共危机防范的前瞻性建构;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危机预防中的作用;增强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媒体的沟通互动;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教育。     

治理理论下NGO对于政府公共权力的制约

治理理论是20世纪后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完成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而如何对于政府的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则一直是政治学、管理学和法学领域的一个焦点,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NGO因为其本身具有的民间性、公益性、志愿性、灵活性等特点,而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分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由于其体制外的身份,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因而成为目前我国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助推器。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公共治理——和谐社会的治理模式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管理是关键。因此，我国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公共治理的模式，结合中国的实际，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效的利益机制，确保社会公平，发展全民社会。政府与公民相互配合，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论公共治理机制及其整合

公共治理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基于互动和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公共行动体系。它主要包含参与、合作、网络和责任四个运行机制。如何实现各机制之间的有机整合,发挥各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提高公共治理活动的整体绩效,是公共治理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公共治理机制的整合有赖于明确各机制的作用和地位、强化公共性的价值理念、形成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和培育相互信任的公共文化。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嵌套博弈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治理不是一个孤立的博弈,而是嵌套在其它博弈之中。农村基层现有的自上而下的决策体系,使参与人的策略受上级政府偏好的约束。这种嵌套形成了实质上的政府单边治理机制,这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效率不足的主因。农村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与复杂性,要求不同的主体参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治理。改革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建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决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多边治理的新的博弈结构。在改变后嵌套博弈中,农户、企业及非盈利组织都有参与农村公共产品治理的积极性,他们与基层政府、上级政府共同建立起分工协调的多边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效率。     

简论社会治理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制度的建设

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可以使冲突各方建立合理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使其行为更趋于理性,更偏向采取合作策略。中国现行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在应对现实公共冲突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性错位降低了治理效能,冲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格局使治理潜能受到限制,过度强调冲突预防的冲突治理策略使冲突的正向功能难以释放,冲突治理形态的运行失衡造成制度成本提高,以及冲突治理手段的控制导向使治理缺乏成效。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中国公共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应当致力于三种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契合,三类冲突治理主体的分工协同,合法性边界的适度拓宽为冲突"自我治愈"功能的实现留下空间,冲突控制与冲突化解两种手段的耦合互补,以及应急管理与常规管理两种态势的平衡运行。     

转型期中国政府公共文化治理研究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国家层面上基于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的一种总体文化战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本身就是政府文化治理的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对之进行彻底地制度性重构,走向全新的服务型公共文化治理模式。本文从公共治理理论出发,提出了我国政府公共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应包括科学定位政府元治理的角色和功能、建立公共文化多元主体合作机制、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变革财政投资结构及强化公共文化治理绩效评价等。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问题——基于公共治理视角

电动自行车成为人们出行越来越重要的代步工具之一,但是电动自行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一些问题,国家调整并出台了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然而"新国标"并不尽如人意,本文从公共治理视角分析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中存在的问题,找出其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电动车的一系列解决措施。     

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公共项目绩效治理研究

文章以绩效为分析单元,在反思传统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模式的公共性、委托代理及契约不完全性的基础上,认为治疗公共项目绩效管理"顽症"的根源就在于没有解决好绩效管理的工具性特征与公共项目所体现的公共价值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文章构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项目绩效治理模型,试图解决这种矛盾与冲突,并期待本研究能为以后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走出自由与管制的二元藩篱--论公共舆情治理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舆论格局,给政府带来严峻挑战。面临这种新挑战,当下我国政府的舆情管理仍然延续传统,即以管控为内核,以应急为重心,以平息为旨归,距离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仍然有较大距离。基于治理理论,政府除了保障言论自由以及与媒体进行互动传播之外,还要与舆论中的多元主体形成互动和对话关系。基于这种新型关系,推动舆情治理现代化,就要在坚持政府主导性的前提下,培育网络舆情治理的多元主体,并用法律界定清晰的权责界限;以内部的整体性治理和外部的互动机制为重点,创新舆情治理机制;以互动为重点,打造舆情治理平台,创新舆情治理体系。     

公共行政中的治理——公共治理的概念厘析

治理是一个年轻、不成熟、内容庞杂的理论,公共行政学者意欲进行治理研究,首要的是对公共行政中的治理进行概念的界定和厘析。在分析完治理兴起的实践背景与思想背景之后,本文将公共行政中的治理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网络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该定义突出了自组织网络治理的重要性、政府的“元治理”作用以及政府与自组织网络之间的合作互动。同时,为了廓清公共治理的外延,本文分别对比了公共治理与统治、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两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就公共治理与统治而言,它们的区别在于自组织秩序和统治秩序、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单中心控制与多中心治理等三组相互对立的范畴;就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扩展和深化。     

规划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以社会治理机制为视角

文章以社会学研究路径考察规划,从治理的核心——合约出发,讨论了规划合约的不完整性和不完全性,并将其引申到对规划治理的三个阶段,即事前协调、目标-过程实施、事后调整考察中,进而引入规划方式差异,探讨其与目标特征、社会互动特征之间的优化匹配。文章认为,当终极目标具有高确定性,社会互动具有高定时行动依赖度时,一体化规划较分立协调规划在目标实现概率和交易成本节约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当终极目标具有低确定性,社会互动具有低定时行动依赖度时,分立协调规划较一体化规划具有相对优势。文章还对错位匹配进行了探讨,认为有限认知能力特别是理性的自负、层级组织中的形式主义运作程序以及制度环境对某些潜在优选规划方式的约束,都是造成错位匹配的原因。     

基于关系视角的战略联盟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战略联盟逐渐成为企业间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数量急剧增长。然而,在战略联盟中,由于联盟主体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基于契约的正式治理并不能确保联盟合作的顺利进行,在信任的基础上综合使用多种治理结构成为联盟企业维系合作关系的主要机制。基于此,本文在战略联盟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由单一企业和供应商参与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重复性合作条件下的战略联盟治理问题,并以丰田公司为例,研究了基于关系机制的战略联盟治理策略。     

公共警告：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方式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风险时代,现代公共警告制度开始兴起。风险社会是公共警告产生的事实原由,而公共服务理论、生存照顾理论、知情权理论是公共警告的三大理论基石。目前,学界对公共警告制度鲜有论述,对公共警告的概念界定仍存争议,因此,通过对公共警告的概念、特征、分类以及性质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公共警告的理解,并引发人们对公共警告制度的更多关注和思考,不断完善公共警告的运作理论,指导公共警告的具体实践。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本文认为,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来完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针对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了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框架重构,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动力机制——以当代中国地方治理模式为视角

转型国家往往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有别于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和政治制度约束。本文以地方层面的治理模式为视角,透过对当前中国三种主导城市经济发展类型--资源分配型、溢出效应型和科技金融型的分析,以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作为实现与地方层面政治权力良性互动的切入点,依据各地经济发展的动力差异,因地制宜,以合理的地方城市发展模式与政治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成为巩固改革成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的内部活力,成为追逐现代化转型的可期待途径。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公共治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通过运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对我国参政党、执政党、司法或立法组织牵头推动其他不同组织之间合作进行公共治理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得出对公共治理中组织合作方式的一种社会网络理论框架内的描述。分别用"弱关系的强力量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和"含有对等性思想的网络位置和社会角色分析"等理论对组织合作的方式进行了描述,最后获得从社会网络视角看组织合作的清晰描述和独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