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关于激发农民民主革命积极性思想及启示

民主革命时期,就如何充分激发、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发挥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毛泽东通过自己的实践、调查和研究,认为必须领导农民开展农民运动,切实解决农民问题,只有这样农民才会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这一思想对我们当前解决“三农”问题有方法论意义。     

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建国以来“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是成功的 ,但存在着不少问题。实现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农村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提高农民素质 ,发展企业型农业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我国的长期实践证明,不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也还是要反复。现阶段我国急需解决的农民问题有四:一是农民人数太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太大;二是农民太穷,农民太苦;三是农民太弱;四是农民日益边缘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就应该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要改革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因素,建设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农民数量逐步减少,农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最终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与启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谈起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农民与土地关系视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抓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的解决成为党把乡村群众引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提,改变了农民“一盘散沙”的传统局面,从而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解决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成为贯穿保障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脉,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政治上得到彻底翻身,进而通过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带领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民与土地关系成为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金钥匙,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改革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农民与土地关系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线,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吹响了发展乡村、振兴乡村的号角。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带来的深刻启迪是：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重塑农民与土地关系,是今后解决农民的生存、保障和发展问题的必然逻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所在。     

论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三把握”与“六个点”——以中央苏区时期为参考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提高农民政治素养,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党通过思想政治课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载体,以党的中心工作和解决农民实际问题为原则,采取理论灌输、榜样示范、警示教育、批评、实践锻炼等方法,对农民及农民干部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和政治参与教育,展现了一幅中央苏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全景图。以此为参考,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握好全面提高当代农民素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新农村这一目的点和村干部这一重点点;把握好习近平"四新"教育和新农村治理现代化参与教育这一内容点和当代农民的综合社会活动这一载体点;把握好"解决农民思想问题与解决农民实际问题""两个一百年"目标这一原则点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综合运用这一方法点。     

再论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

再论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张劲，李义凡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正确解决，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大革命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努力运用所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分析研究农民问题，提出并实施了有关的革命...     

从国民革命到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认识的转变

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农民运动,制定了农运纲领,也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根本所在,但是,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存在着表面化,只有当国民革命失败,才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下决心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土地问题,从而展开了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转化,不是理论水平问题,而是实践教训的结果。     

中国革命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旧民主主义革命未能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期间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几经周折;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并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     

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问题研究的触动

五卅运动前,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注意到农民问题的重要,但仍将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工人运动上,对农民问题关注不够.五卅运动后,来自切身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深刻认识到农民是反帝统一战线的牢固基础,从而开始着手大力宣传研究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积极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践活动中去.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及历史启示

近代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关注农民问题,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形成了丰富的农民革命思想。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思想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而且也为当代中国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发展农村经纪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解决好农产品的流通问题,即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问题.各地的实践表明,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能有效地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试析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出路

增加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其切实可行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围绕着这一主题,无论是学者,还是各级干部,都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农民更是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不仅仅要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而且还必须进行实践。世世代代的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地在土地上耕耘也只是解决“吃饱”的问题,而要使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富     

农民组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使农民组织起来。农民组织化是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重要途径,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认识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构想与实践

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战略思想。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 ,充分肯定了农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构想 ,并付诸实践 ,使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期进一步解决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农』问题的核心与解决之道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从表面看主要表现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薄弱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和农村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平台和手段,它们的解决程度制约着农民问题的解决;但农业和农村问     

“三不”政策:土地流转的伦理解读

合乎伦理规范的土地流转,是保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保证。贯彻落实党中央规范土地流转的＂三不＂政策：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有9亿农民,"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和难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新时期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要有新思路,单靠调整种植结构只能局部性改善农业问题,靠农业本身挖掘潜力不再是最有效的办法,最有效的途径是加速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扩大农民的非农就业。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民持续稳定增加收入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迫切要求,是党和政府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新农村政治建设中的农民非制度化运作问题探析

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是新农村政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由于农民利益保障机制的缺乏、农民与基层政府各自利益分化,以及村庄的封闭性和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顺畅,农民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非制度化运作的方式,如何理性认识并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基于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

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当代重大历史使命,解决"三农"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要农民增收就需要有效地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国内外实践表明,人力资源开发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是强国之路,富国之本.因此依据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我们只有从多个方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培育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农民,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二十世纪前半叶毛泽东和梁漱溟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毛泽东和梁漱溟均把农民问题作为了找寻国家出路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毛泽东服从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考量农民问题,梁漱溟基于中国社会基础的再造考量农民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毛泽东主张的方案取得了成功,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却没有什么成效。他们为解决农民问题而进行的努力,虽然结局不同,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认知中都内含了革命性和现代性两方面的因素。他们探索的思路和方案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中梁漱溟的探索尽管就确立建国基础而言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但就其解决农民问题本身而言还是有价值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从他们的思路中汲取营养,以求有助于解决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