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三角诉讼结构下被害人的量刑参与

以定罪与量刑作为逻辑划分的双三角诉讼结构,在保留控、辩、审三方基本诉讼架构的同时,突显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实现了量刑程序的诉讼化,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从诉讼对抗性、被害影响陈述、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各方面来看,双三角结构下被害人量刑参与具有现实可行性。     

论刑事被害人参与的量刑正当性

量刑程序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进行量刑活动的步骤，是刑事审判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量刑程序的特点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但评议和表决规则十分严密，比较注重限制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审判公正；我国量刑程序应该包括量刑公开、量刑答辩制度等。     

论恢复性司法理念在量刑协商中的运用

公益宽宥是将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从事公益活动作为是否决定不起诉或者提出从宽量刑建议的重要依据。悔罪表现在量刑协商中有重要的考量价值,公益宽宥将悔罪情节具体化;公益宽宥将认罪认罚实体化。在量刑协商程序中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可以丰富认罪认罚制度,建议以恢复性司法重构被害人参与量刑协商和公益宽宥;将公益宽宥同时适用于有被害人犯罪与无被害人犯罪,可以解决无被害人犯罪悔罪表现趋于形式化的弊端。     

论我国量刑程序的完善

量刑是否公正,不仅关系到被告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更关系到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能否实现。量刑程序是与定罪程序相对而言的,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用来解决如何对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的所有程序和制度的总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量刑程序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现象,检察机关和当事人参与量刑程序的程度较低,量刑程序的公开性也不够,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较大。应借鉴国外经验,扩大检察机关在量刑程序中的权力,保障当事人在量刑程序中的权利,增强量刑程序的公开性,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国量刑程序。     

论我国独立量刑程序的建构

量刑程序有英美法系的独立量刑程序和大陆法系的混合量刑程序之分。20世纪中叶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出现向独立量刑程序转变的趋势。独立量刑程序阻隔了纯粹的量刑证据对法官心证的不当影响,符合"先罪后刑"的诉讼逻辑,有助于正确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给予了控辩双方和被害人更多的参与量刑的权利和机会,因而更有利于量刑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随着我国对量刑公正的日益重视以及证据规则的逐步完善,有必要确立这一程序。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普通程序简易审、缓刑听证等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创设该程序的初步尝试。与定罪程序相比,独立量刑程序应具有程序简化、证据规则宽松、证明标准较低、法官积极主动等特点。     

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以经验性该当为视角

正确认识被害人参与量刑和刑罚该当性之间的关系,对促进量刑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经验性该当作为刑罚该当理论之一种,其正义观念依据是社会共同体对犯罪人的可谴责性具有共识性的正义直觉。被害人参与量刑是经验性该当的理性吁求,可证明犯罪人的可谴责性,促成社会共同体正义直觉生成,运用恢复过程实现正义。经验性该当为在量刑实践中正确对待各种被害人因素提供了指导。     

量刑实践中的被害人过错考察

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越来越多,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分析其都成为量刑辩护的重要理由,而且在部分案件中成为量刑的关键情节.但是,立法上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专门规定,在量刑中其一直作为酌定情节被加以适用,因此,赋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使得被害人过错在量刑实践中适用失衡,加之被害人过错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不能很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论杀人犯罪被害人与刑事司法参与

杀人犯罪被害人是指因杀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杀人犯罪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途径主要有量刑参与和刑事和解。此外,在被害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刑事司法程序之中。     

被害人暂予监外执行的参与

该文从程序正义、执行监督、被害人人权、被害人在执行阶段的诉讼地位、国际潮流几方面论述了允许被害人参与暂予监外执行的理由。并对允许被害人参与暂予监外执行的有关程序进行了细致的设计。     

构建中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独立量刑程序如何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生长并发挥效用，是一个值得各方参与探讨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模式对我国量刑专门程序的构建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结合我国刑事审判实际及量刑程序缺失的现状，吸收和借鉴英关法系国家先进做法，构建中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刑事追诉时效的法理分析

在刑事法律制度中,追诉时效占有重要地位。传统的刑罚理论如报应论、预防论、改造论都不能为追诉时效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根据功利主义的立场,考虑到国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考虑到时间因素对受害人和犯罪人的影响,追诉时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基于此种考量,应对追诉时效的期限予以合理设定。     

替刑制度的演进及我国的选择

非刑罚化是当代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之一.采取替代传统监禁刑罚的非刑罚化措施来对待罪犯将有利于实现社会正确对待犯罪、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的基本目的.替刑制度是非刑罚化路径的必然逻辑结果.它以新派理论为根基,并已经经过一些国家司法实践的有效检验.轻型化的、非刑罚化的替刑制度也理应成为我国未来刑事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     

产权稳定性分析

近年来,关于产权的论述很多。针对中国国企改革,引入产权的稳定性概念,将其与产权的流动性进行辩证分析,可以从中构思国企改革中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修改之际,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已势在必行.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死刑核准权下放导致部分案件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死刑适用标准混乱、立法无序并剥夺和限制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应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方式应修改为赋予被告人律师辩护权,书面审理、凡有争议的案件应采取书面审理与设置听证程序相结合方式;死刑复核范围应采取法官全面审查与针对控辩方提出异议内容进行审理相结合;复核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不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缓案件无论量刑是否偏轻均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我国刑法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和其他定罪量刑原则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死刑条款较多，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之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刑法的若干人权保障法条存虚置现象。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对刑法总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人权保障内容；对刑法分则有关内容进行修改，逐步削减死刑条款；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采取刑法之外的综合补强措施，包括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程序保障及调整刑事政策等。     

刘涌案件的刑法适用问题与思考

刘涌案件经过三审,先后作出了由死刑到死缓又到死刑的三次判决。作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刘涌应该按照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而二审法院将死刑改为死缓是不妥当的。涉及刘涌案件的公众民愤(民意)问题、知情权问题、死刑观问题等,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重要现实问题。     

理性与经验：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兼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限制死刑的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面世,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废止死刑的立法实践。死刑渐废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理性引导与经验支持。死刑缺乏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的基础,其废除符合理性的要求;作为一项立法改革,死刑的废止又离不开现实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死刑的立法改革,需要立法者通过理性的立法引导死刑民意的走向,并通过经验行为体现立法理性,在死刑废止的进程中实现理性与经验的统一。     

复核与核准：死刑复核程序应加区分的两个阶段

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是防止错杀、误杀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对最高人民法院即将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举措,本文持赞成态度。在此基础上,本文首次指出,死刑复核程序其实是由死刑复核和死刑核准两个不同的阶段组成的,死刑复核权和核准权是可以分离的,最高人民法院收回的只是死刑的核准权,而不是死刑的复核权,因此,高级人民法院仍然可以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享有并依法行使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但不能再行使死刑的核准权。通过论证,本文就死刑复核和核准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分别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设计了它们应当具有的基本内容。     

晚近中国大陆死刑制度演进之观察——纪念韩忠谟先生百年诞辰

晚近30余年来中国大陆死刑制度历经初步限制、膨胀扩张和重新限制三个演进阶段,并以限制和减少死刑为主线,呈现出逐步废止死刑的渐进模式,其中各种主客观因素交相影响、制约,但始终坚持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并进且以司法改革为主的路径。未来中国大陆死刑制度演进与改革将继续延续该趋势,死刑适用的对象将进一步限缩,死刑罪名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长期自由刑将逐步取代死刑,死刑的程序控制将更为严格,死刑的执行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并逐步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