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证据法上的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在民法与民事诉讼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在民事证据法领域的适用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所体现。现行立法关于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证人真实义务、举证责任分配与证据审查判断的相关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诚信原则之精神,但远非完善。为了促进民事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不仅应该确立诚信原则在立法上的原则地位,而且要将其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规范,以建立完善的诚信规则体系。     

中国代表人诉讼法律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代表人诉讼的规定过于粗略和不尽合理,在司法实践中代表人诉讼制度基本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群体性纠纷的增多,有必要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立法完善。本文着重分析了代表人诉讼制度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法律规定的建议。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探析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应对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不仅符合当前环境时代、信息时代与环境法制化时代的特征,而且是对可持续发展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国际趋势的响应.不管是对公众环境信息权的保护,还是对完善我国的环境管理与公众参与,完善我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并没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当前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层级过低,不应停留在法规与规章上,而是应该上升到法律的层级.以法律的形式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也符合国际立法趋势.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可以选择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建立一部专门的<环境信息法>;二是在环境法中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制度地位.     

论网络犯罪的立法控制

网络犯罪是信息化发展中人类面临的新课题,面对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现有法律对网络犯罪的表述仍然很不完善,诸多已成定论的网络犯罪立法变得不适应现实而略显滞后。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立法在定罪制度、刑罚制度和追诉制度三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和差距。对于定罪制度应该完善网络犯罪的罪状表述,降低网络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对单位实施的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增设单位犯罪罪名;对于刑罚制度的完善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考虑加重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设刑,完善刑罚种类,设立剥夺行为人在互联网上行为资格的新型资格刑;对于追诉制度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从法益角度完善刑事管辖权的规定。     

论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

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是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一个环节。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传统立法观念的更新,还要求立法者敏锐地捕捉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信息,充分地开展立法调研,通过法律试行等方式来实现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的思想是我们研究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的理论前提。立法先导与立法的社会变革功能存在必然的联系,立法先导这一社会变革模式已成为现代国家组织和实施重大社会变革的基本方略。我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当代中国应当选择立法先导的社会变革模式。     

行政立法的过程、体例与技术——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

自确立法治国家目标以来,我国行政法律规则的数量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审慎的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来保障立法质量.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它契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了人性关怀和人权保障意识,较好地平衡了警察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但在立法民主过程、立法体例和立法技术上还有某些不足,尚需完善,指出和改进这些不足将为提升其他行政法律规则的制订质量提供借鉴.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电子证据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而衍生起来的一种新型证据形式,在刑诉法修订前,学界一直对电子证据的定位和定性争论不休,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将"电子数据"新增为一种证据种类,从而解决了电子证据的证据属性问题,标志着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但电子证据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仍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在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则,导致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构建中国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是刑事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展的需要。     

当代中国物权立法的观念误区及其克服

百年前中国物权立法道路的选择奠定了当代中国物权立法的模式选择和价值取向,也导致了中国物权立法进程的艰难曲折。中国当代的物权立法必须走出功能价值定位偏失、忽略本土法律传统等误区,在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基础上引入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对物权理念进行更新,将法律的文化意义和形式品质作为物权立法的新理念,实现中国物权立法现代性的转变。     

青藏高原地区州市社会综合治理立法研究

立法法的再次修改进一步扩容了州市的立法权限,为青藏高原地区州市社会综合治理立法发挥创新治理和因地制宜能力提供了制度基础。梳理青藏高原地区州市现有立法现状并辨析其立法特征,归纳出促进型、专题型和民族型三种地方立法体系。扩容的地方立法权更适应青藏高原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契合州市社会综合治理“脉象”,并发挥州市区域协调发展的优势。但由于地方立法理念价值失位,立法机制运行和区域协同立法机制存在阻碍,导致地方立法质量无法提高且难以发挥法律实效。完善立法方法提高法律预期能力、以立法明确地方立法的积极价值、贯彻落实民主立法原则、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立法创新性和完善区域协同立法机制,发挥青藏高原地区州市社会综合治理立法最大效能。     

论《强制执行法》的单独制定

在民事诉讼法框架体系内建构强制执行程序,与审执分立理论不符。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源于完备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之强制执行制度的单独立法已经成为国际趋势,我国制定《强制执行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制定《强制执行法》需要科学界定法的名称、合理定位立法目的以及妥当选择立法构造。     

"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的立法设计与论证

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面临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立法无明确规定,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文章对其中的"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条文进行了设计,并从立法和实践的角度,对"法制不统一国家"的内涵、法制不统一国家法律的适用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和论证.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变通立法实证分析

在详尽地考察我国变通立法的实际需求状况、变通立法的时间分布、地域分布、民族分布、立法的主体、表现形式、修订与废止等问题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变通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展变通立法专项检查,建立科学的民族法律清理制度,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制定程序条例》,拓展变通立法内容,重视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努力提高立法技术水平,及时修订变通立法等对策建议,为完善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诉讼程序中的电子证据定位

电子证据是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反射到诉讼证据方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外立法介绍以及对我国证据立法的现状进行分析,重点对确立电子证据的法理依据进行了论证,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进行探讨和评析,认为电子证据既不易归为视听资料,也不易归为书证。而应单独成为一种新型的证据种类,以便更好地解决商务电子交易中发生的纠纷。     

论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立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立法制度,为有效控制行政立法,美国确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中国行政立法大量激增,但公众参与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行政立法主体主导、公众参与有效、可行、适当超前的原则。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赋予公众立法动议权,立法草案一般应经过通告、评议法定程序,立法案正式表决前可交付一定范围内公众先行表决以供立法主体参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应于立法案通过后予以公布。     

法实现的若干问题刍议

法的运行目的是为了法的实现。法的实现应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法实现的过程就是法的运行与操作的过程。法实现的动作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守法紧密相关。法实现的途径既要立足法自身状况因素，也要从经济基础、文化、社会等广阔背景审视。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定性"的条文设计与论证

对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准确定性是正确适用冲突规范的前提,但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就定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文章采条文设计的形式,从立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定性及其依据进行了充分、深入的阐述,并认为,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定性依法院地法,法院地法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概念的,定性依与该涉外民商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外国法.     

生态安全语境下中国能源法的变革：问题与应对

能源安全的内涵应包含供应安全和生态安全两层涵义,能源法呈现生态化趋势。我国现行的能源法在生态安全保障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例如能源生态安全理念不够深入,能源立法体系不够完善,能源法律制度亟需健全和创新等。在能源法的生态化变革中,要将生态安全作为能源立法的重要价值目标,对能源法体系进行全面的生态化构建,加强能源法与环境法的融合,重视新能源的污染问题,并将外部性解决作为构建生态能源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