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事实与宪政:梁漱溟宪政态度的转变、原因及启示

梁漱溟对待中国宪政的态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从"梦想立宪",即认为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救急仙方"到"不附合、不参加、另探索",再到积极参与宪法的制定、修改,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再三强调宪政限制王权的作用。梁漱溟宪政态度第一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转向"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第二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与"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的结合。梁漱溟宪政态度转变及原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宪政的启示是:对宪政内涵有新认识;认识到宪政是"治国之策"而"非强国之策";高度重视宪政建基的"事实";掌握宪政建设的路径。     

"典雅"说的文化构成及其美学意义

中国美学有一种原"典"情结,强调对历史文化的认同,认为对古代典籍的学习是文艺创作的"根柢",是联系古今的纽带,必须通过"模经"、"积学",汲取前人思想精华,纳其精粹,从而才能进入"典雅之懿",即"进入"典雅"之境。可以说,正是这种重视历史文化积累的美学精神,从而才形成中国美学雅俗论中的"典雅"说。     

人文主义思潮的兴盛及其思维逻辑--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反思

20世纪西方哲学表现为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思潮的转变,科学的思维方式向人文思维方式的转变.后现代主义哲学是这一趋向的发展结果,"现代性"问题成为这一思潮中的争论焦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思维逻辑方面的意义,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语言游戏为类比的知识模式.这种人文思维逻辑的根本特征,在于将知识论问题的基础由"客观性"与"普遍性"转向"合法性",反对本质主义和对普遍性的追求,重视对象的差别、多样性.     

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以清代孙梅《四六丛话》为例

明清之际惨烈的社会转型,惊醒了当时的学界,催生了由空转实的学术转型。当时的学术取向,由空疏玄虚的"宋学",首先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之后又转向了崇实师古的"汉学"。在"汉学"全盛的乾嘉时期,"汉学"的学术精神、治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骈体文学和骈文理论的发展,促进了骈文的复兴和骈文理论观念的转变。乾嘉时的《四六丛话》,便是这一骈文复兴过程的理论总结和骈文理论观念转变的突出代表。以《四六丛话》为例,研究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时期的骈体文学与骈文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学术转型对骈文及其理论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在社会文化宏观背景中寻求骈体文学、骈文理论嬗变的动因与根据。     

"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

20世纪初年,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梁启超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回应.三方均欲依傍西学的分科概念反省中学,但在模糊的"科学"标准下,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学",近代"无学",欲以"科学"为榜样,对旧学新之而不弃之;<新世界学报>认为中国古已"有学",只需复兴古学,保存国粹即可;<大陆>则认为中国根本"无学",应径取欧美之学以替代中学.中国学人在兴学道路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在相同的西学话语中自我体认的差异,折射出他们面对东西学术时自卑而又不甘落后的矛盾心态.     

儒学现代化历程中的困境及其自身转向的基本理路

如何实现儒学自身的现代化转向始终是近代以来儒学所面临的终极困境。儒学想要从前现代的封建之学迈向现代化、以致后现代化的时代之学,从其自身来看,应实现由权威之学向多元之学、精英之学向民众之学、内在精神之学向外在实用之学的基本转向。在向现代化转向的历程中,现代中国对儒学应始终怀有一份自信与乐观。     

中国与WTO:全球化视野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在适应"入世"挑战的过程中,完成了重返世界体系、转向市场经济、推进法治进程、改变封闭国家观念、转变传统诉讼观和政治法律文化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得以重新理解WTO的性质、作用和当代趋势,认识到WTO是一个促进和平的国际组织,是一种宪法性构造物,具有规则导向和司法治理等特征。这一新型的国际组织,既是世界体系的产物,也是这一体系变动的风向标。"入世"十年,中国、WTO和整个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变,中国调整战略变得十分必要。这种战略应包括四种转变,即从"经济入世"转向"法律入世",从"开放推进改革"转向"改革推进开放",从具备实力优势转向兼具道义优势以及从随机应对转向积极主导。     

环境法学研究的转身——以环境与健康法律问题调查为例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严重环境污染造成人体健康问题事件,对环境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从一个环境与健康问题的社会学调查中,发现了其弊端:环境法理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足,环境法条文对复杂的环境社会关系执行力不够,引进的环境法制度对我国适用性不强,研究成果无数却无法提出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案.究其原因在于:环境法学研究的性质并未厘清,环境法知识共同体尚未形成,环境法学研究远离实践.为此,必须实现环境法研究的转变,由一种"语言"转向多种"语言",由书斋转向市井,由"照着讲"转向"自己讲",由"法律知识"转向"法律化的科学知识".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故宫学研究的对象与体系

单一字面上的"故宫"并不专指北京紫禁城,而是泛指古代王朝遗留的宫殿。不仅中国有故宫,外国也有故宫。中国的故宫也不只是北京紫禁城一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宫学"有广义、狭义之分。郑欣淼先生倡导的"故宫学"是一门以明清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为研究核心的学问和学科,由故宫学原理、故宫建筑学、故宫文献学、故宫文物学、故宫历史学、故宫博物馆学组成学科体系。而通过讨论故宫学研究的对象与体系,来回答"故宫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或特征是什么。     

西汉礼学论略

经由先秦时期对礼的探讨和理论阐发,至西汉之世,随着统治者由对"无为而治"黄老之术的偏爱转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取向,以及与此时势相应思想界由黄老之学向儒家经典转向的张扬,礼学思想因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政治和思想交互作用取向下应运而兴.在此思潮之下,三礼之学规模粗具,各有传人,各具致思,且颇与政治、世运相起伏.虽其未能大行于世,然已俨然参与到寻求社会治乱之列.尤可注意者,司马迁、班固对礼学演进所作的梳理和总结,开启了礼学学术史的门径,且成为此后历代所遵循的一种范式.     

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近现代儒学的基本特征及其精髓

儒学的基本特征并非仅仅来自儒学经典,而是来自于它所处的时代对中国社会和国民心理结构的影响;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实际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唯有现代新儒家始终落落寡合。近现代儒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由"得君行道"转向"移风易俗";二、由崇尚"夙夜在公"转向彰显"私我"和"独立自主"之人格;三、由注重"心性"的"内圣"之学转向讲求"民主""科学"的"外王"之功。其精华渗透在基本特征之中。儒学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对后现代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重建。如果说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种生存论转向,那么,儒学的复兴则应是生存论或人生哲学的现代转向。儒学生存论的建构应与社会结构的制度创新相结合,它们既有分别又是统一的,总之,应该在动态发展着的中西马互动的框架中展开。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自称与认同: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中国”观

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多个政权,由借用汉朝后裔之名立国到自称"中国",逐步对汉族的正统论提出挑战。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自称"中国",从以占据中原为准,到以文化上的代表自居,不仅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一词超越狭隘的华夷之辨、族类之别,成为中华民族自我历史文化认同的象征。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文化与文化身份认同是时代社会产物.在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或其菁英与统治阶层,透过行为实践而创造"文化"及各种"文化身份认同",以维持社会秩序与区分.因此当中国人已非"夷戎蛮狄"环绕下的"华夏",国家"公民"亦非皇朝天子统治下的"百姓",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亦当有一种新理解.此新理解非后现代学术下的"解构"可达成;后现代学术忽略结构、延续与传承,并以"近代"割裂历史,在现实层面也造成不同文化体间的冲突.因此,应进行一种反思性研究,透过此研究建立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知识,可深化吾人对中国之"过去"与"现在"的了解,也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让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具有现代性.     

论"共同富裕" ——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到今年的"两会",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先富论"转向"共同富裕".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实现这一转变的深刻原因.     

九尾狐新解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求"是兽尾的象形,故早期的"求"含有长大、圆曲、多毛等意象.求与九相通,"求尾"后来音变而成为"九尾",故九尾狐即是"求尾狐",指"大尾狐".在大禹娶涂山女的原始传说中,九尾狐象征大禹,而不是象征涂山女;"九尾"也不是指有九条尾巴,而是指大尾巴,喻指大生殖器,暗示着性交的需要和性能力的旺盛.因此,"九尾"可以成为娶亲之证,也可以带来部族的子孙昌盛.最初,九尾狐仅仅被当作奇兽看待,随着大禹的被神化,九尾狐也成了一种瑞兽.后来,九尾狐象征的对象由大禹转向涂山女,由于传统道德中的性别歧视,九尾狐也由祥瑞之兽变成了淫邪之兽.     

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次转向

新时期文学话语先后发生了"文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参与了这两次转向,并引起对自身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以至学科性质的重新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