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理论与生存世界的主体间性——从巴赫金诗学看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

莫言以复调叙事肯定生命主体在场的内在精神与逻辑视角与巴赫金的对话思想相吻合,其创作通过人物的内心对话、现实与寓言的交融、视角的切换等方式构建了一个以平等对话为基础的主体间性生存世界,表现出生命存在本真的边界模糊与无序状态,为小说文本的多义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亦使之成为一个多所指、多中心对话交往的主体间性话语场域,表现出鲜明的后现代意义。     

论莫言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场生产

莫言小说中的性爱叙事是文学场塑造的结果。在初进文学场时,莫言在处理爱情主题时谨小慎微。1985年,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动,短暂的自主性幻象使莫言敢于打出"高密东北乡"的旗帜,其小说中的性爱叙事也因此获得了反叛性的符号意义。这一符号生产也是政治与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场塑造的结果。之后,莫言小说性爱描写的符号生产受到批判和遏制,表明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论马原小说的叙事艺术

马原是新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作家,他对中国小说叙事方式作了十分可贵的探索。他的小说叙事艺术有三:1.常常有意混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身份;2.常常有意扭曲时间的线形特征,斩断故事的逻辑联系,强调神秘感和不确定性;3.作品互相关联镶嵌,形成互文性。     

论李渔小说的叙事艺术

李渔小说的叙事,表现出对于当时常规的突破,体现出新颖的叙事特征.其主要特征为:在故事层面,情节简单,一线到底;在整体的全知叙事中随时调整视角,构成角度复合、自由转换的叙事模式;在叙事时间上,采用灵活多变的时间策略,以顺叙为主,兼用倒叙和预叙,使叙述更加错落有致;在叙事空间上,对于园林建筑的引入,无疑丰富了人们对空间的独特感受.这些叙事技巧的适用,不仅体现了李渔对传统叙事方式的继承,也预示着古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创新和走向.     

多元叙事模式下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

叙事模式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概念,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叙述者、叙述视角、叙事技巧是叙事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小说中,不同的组合组成了不同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莫言的小说以它的叙事性被许多人解读。莫言长篇小说在叙述者层面形成了客观型、主情型、体验型的交流体系;在叙述视角层面,形成了多维时空下的话语狂欢体系;在这种交流体系与话语体系中,凸显了作家独特的述史与叙事相结合的精神空间。     

对话狂欢中的本土叙事——莫言小说《蛙》的巴赫金诗学解读

莫言的小说《蛙》通过人物之间不同思想意识的对应,通过狂欢式的戏仿在官方思想与民间意识之间、基本国策与基本人性之间、执法者的理性正义与超生者的悲剧命运之间构建了一个大型对话的平台;又通过人物内心自我意识的矛盾纠结构筑起微型对话的空间;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元的、众生喧嚣的复调艺术世界。对话与狂欢的水乳交融表现了作品的民间文化基因,而作品对事件、人物及其不同思想意识都没有作出清晰的价值判断,又展现出对话与狂欢的敞开性、未完成性特点,作品因此在艺术上体现了复调小说的特有叙事风格,在思想上达到了历史反思与人性表现的统一。     

论莫言乡土小说狂欢化的话语策略

和诸多乡土作家一样,莫言始终关注着乡土大地的苦难,不同的是,在莫言的作品中,沉重的历史和现实苦难往往隐含在狂欢化的叙事背后。狂欢化的感官描写、狂欢化的杂语写作等话语策略与苦难主题的结合,使得莫言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综观莫言的创作,狂欢化的艺术世界奇谲瑰丽、丰富繁缛,展现了其作品厚重的文化美学品格。     

“中农情结”对莫言创作的影响——兼析莫言小说对土改、合作化叙事模式的突破

中农出身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困惑和痛苦,但也给他带来了观察社会与体验人生的不同的文学视角,从而构成了莫言创作独特的"中农情结"。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精神结点,"中农情结"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衍生效应,同时,莫言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中农情结"的过度释放可能会带来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他的小说因此跳出了阶级视域的历史局限,完成了对土改、合作化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自由的诉说:莫言叙事的天籁之声——莫言新世纪10年的小说

好作家都有他的天籁之声,莫言叙事的天籁之声既来自他大彻大悟的心灵自由,更来自他在不断的艺术探索中获得的自由表达。他对母亲、童年、大自然的极端看重,由此糅合各种民间艺术因素,无拘无束地释放着自己孕成于故乡的感觉、体验、想象,使其叙事一直保持天籁之声。他在"敬意"中告别而产生的罕见的创作后续力伴随着莫言不断得以舒展的自由心灵,让其天籁之声越加丰富。莫言新世纪10年的创作由此预示出中国小说的一个重要方向。     

莫言《蛙》的叙事伦理

关于小说的叙事伦理,特别是小说叙事的空间和节奏,是小说研究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小说故事是在空间里被编造出来的,它的叙事伦理功能是＂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构造出玻璃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1]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故事必定要在一定的场所里展示,没有空间,小说故事的叙述根本就无法进行。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莫言小说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造

莫言对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宗于情感""情景交融"的叙事内容产生了共鸣,通过叙事技法、情节结构、人物刻画等手段传达出他的志情倾向和某种意旨。莫言积极发掘中国神话中的民族精神,把神话作为寻求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品格的文化之母,从六朝志怪、唐传奇、元曲到明清传奇以及近代新兴的民间传统戏曲,他都积极借鉴与吸收,从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多元叙事结构与视角的融合从人物故事场景、叙事策略到语言形式全方位地塑造了莫言的小说文本,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突出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意义,从而确立了莫言小说的独特风格。     

莫言小说含魅叙事的东夷文化基因

莫言的故乡高密属于齐文化圈,那里的居民有东夷文化血统。成长于高密的莫言,其小说中的鸟崇拜书写有东夷文化图腾渊源,泛神想象有东夷文化信仰的特质,鬼魂叙事有东夷文化观念的印记。莫言小说的含魅叙事具有明显的东夷文化基因。     

心灵与世界的对话——史铁生复调小说的审美现代性

史铁生后期的小说创作注重主人公与作者的精神交流,以平等对话的方式阐释并传递人类生存的价值意义,呈现出巴赫金笔下复调小说的审美特征,其复调小说的审美现代性可从三个层面进行审视把握:一是作者与主人公对话形式的哲学展现;二是符号化人物形象的思想承载透视;三是精神世界的人性反思与救赎.     

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的艺术特征

“: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是对中国后现代小说的一种特殊称谓,其主要目的是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小说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本文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四个主要方面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的艺术特征。     

莫言文学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情结"研究

莫言是我国首位问鼎诺贝尔奖的文学家,他创作的小说作品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融合在一起,采用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与语言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细微、生动形象的民间社会生活画卷,引领了民间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兴盛发展.文章围绕莫言的民间叙事文学展开研究,从叙事立场、叙事内容、叙事语言等不同维度分析探究了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与特色.     

“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小说的现代质

莫言小说有“讲史”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莫言的历史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不再是自明的显赫存在,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使历史变得歧义丛生而又意味深长.莫言小说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民间神韵与狂欢气息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莫言的叙事解放与文学想象表达了审美救赎的可能性.     

试析契诃夫小说的叙事艺术

本文从外在特征、内在结构以及整体风貌三个层面 ,逐一剖析了契诃夫小说的叙事艺术。指出“重复”与“对白”的叙事方式、淡化故事情节的抒情性叙事结构、冷静幽默的叙事风格是契诃夫叙事的主要特色。     

莫言小说儿童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的演变

莫言创作的儿童叙述视角前后出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1980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注重孩子的"听"和"看",展现外在于孩子的世界;1990年代的作品中,注重从孩子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出发,展现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21世纪以来的作品,以《四十一炮》为代表,作家让一个孩子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没有被政治、文化、经济所束缚之人对他进行阻拦和打扰。从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不说一句话,到2003年《四十一炮》中罗小通整篇的喋喋不休,经过了近20年的创作路程,莫言完成了其小说创作儿童叙述视角叙事方式的转型。     

张洁小说的叙事艺术

张洁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种“评价性的现实”,即在故事的叙述中,不时穿插着叙述者对人物或事件的评价,这样一来,全知全能的外聚焦叙述与人物内聚焦叙事相结合就形成了特有的意义空间。张洁总是在同一个作品中写几个人物的故事,通过共同的主题形成多人物、多故事的拼盘组接结构。张洁较少注意故事情节的曲折性,而是注意在小说中自觉地设置一些有象征意味的事物或抽象的观念,将读者引向对问题的发现和思考。     

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

莫言是８０年代大陆新潮文化中极具个性特征的作家,近年来他的小说创作却呈现了从审美到审丑的美学走向。莫言小说的丑多为非审美意义上的丑,其文本丑的多种反常形态是对业已形成的东方传统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的一种无情打磨,造成这种样态的主要原因是主体的文化缺席和审丑的心理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