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四个阶段。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     

乡村变迁:新时期乡村伦理的一种解释与构建基础

乡村伦理的根基是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乡村的社会关系。乡村伦理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反映,内含着乡村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特定乡村社会关系中才能解释乡村伦理的内涵。乡村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永远不变的伦理,只要有社会变迁,伦理转型就会发生。乡村变迁不应该是乡村本质的消失,只要称其为乡村,乡村的基本要素就存在,只是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了种种变化。解释与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伦理,一定要研究乡村在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本质特征。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当今中国正经历着从封闭社会变为开放社会,从政治社会变为商业社会,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从一穷二白变为小康的巨变,然而,在所有这一切变化之中,价值观的变迁才是主宰,它从人们心灵深处决定和影晌着人们的目标追求、进取方向与好恶趋向,决定着历史与未来的进程.因此,研究价值问题,可以透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运动,可以观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科技的发展,可以理解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诞生.     

现代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历史变迁

社会基层组织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民群众自己成立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它是政府联系其层群众的纽带、管理基层社会的基点,也是国家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现代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国民时期的保甲制度;建国后的居委会、村、生产大队;文革中的文革小组、“向阳院”;改革后恢复的居委会、村委会及九十年代斯出现的社区委员会等.而这五个阶段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都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并都在每个时期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

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交换理论既避免了个体主义唯经济论的狭隘性又避免了结构主义无法将结构决定与个体理性选择有机结合的尴尬。通过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基础的梳理 ,用构建的社会交换模型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 ,可以看出转型期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不是单纯的由“传统的”网络性交换向“现代的”非网络性变换的转型 ,而是呈现出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和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同时并存的局面。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自周秦时期建立封建社会以后，一直是个农业国家，以农民和地主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结构没有什么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洋务运动，中国开始有了近代工业，有了新的工人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但近代工业发展得非常缓慢，社会结构变化也非常缓慢。到1949年，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农民占总人口89．4％的农业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真正发生历史性的大变迁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特别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极大地推动、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而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成功，也反过来影响、推进体制转轨的持续进行。这种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正是中国自改革开放28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当前产生了如此众多的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的根本原因。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价值观重建

构成乡村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三个元素是文化、制度和权威,而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基础。随着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文化快速地向农村覆盖,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瓦解,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未来中国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如何演变,取决于中共在十八大上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文化、个体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传统乡村文化之间能否融合协同一致发展。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变迁机制

中国社会转型期 ,引起社会文化心态变迁机制是多重因素的复合体。其中 ,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系列变化 ,是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直接动因 ;社会文化环境由传统向现代的“位移” ,是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深层文化机制 ;当代信息传播系统化、全球化、信息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速率快捷化等信息传播氛围的急速变革是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加速机制。正是由三大机制因素的“合力”推动 ,使得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心态意识在真实意义上由传统向现代演变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优化

探寻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乡制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乡制处于困境,引发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乡制,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回顾了自乡制产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理论界对乡制困境及改革途径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和改革思路。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

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促进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的变迁与变异——基于一则家事纠纷的分析

受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在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中,一方面,家庭成员逐渐摆脱了对家庭共同体的绝对依赖关系,成为平等和独立的个体.平等、民主、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等新型家庭伦理观念日益成为构建乡村家庭关系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乡村传统伦理型家庭关系出现了代际间非对称性的权利与义务观念,甚至子辈可以对父辈做出各种不敬行为.     

从税费征收视角审视乡村关系的变迁

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新界定。从农村税费征收的视角审视乡村关系的变迁,可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乡村关系历史嬗变的逻辑,以及当前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下,农村的利益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乡村关系将朝着“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发展。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论社会结构变迁视域中的社会发展

社会结构的本质是历史时间,社会结构变迁乃是历史时间的流动。在历史时间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单元。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有着具体而丰富的表现形态,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具体化地表现为对历史前进承担着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急剧发生的时代,这个主体被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抽象的社会基本矛盾并不能引导发展具体问题的解决,对处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而言,社会基本矛盾往往表现为现存经济体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态,在中国现阶段则表现为体制转型的具体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