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清代贵州货币铸造的两个问题略考

清代币制,大体上是银铜平行本位制。为便于流通,银需要铸造成不同重量的银锭,铜则要铸成制钱,货币的铸造,清朝采取放任分散政策,各地官私银炉可以自由倾熔银锭,各省可以随时奏准设局鼓铸制钱,锻锭和制钱的重量、单位、成色、大小都不统一,甚至计量用的“平”也各不相同。马克思说过:“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一个地区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是该地区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反映。考察贵州历史上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的状况,有助于了解贵州各族人民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本文仅对清代贵州货币铸造中的两个问题作些粗略考察和研究,望货币史家和同志们指正。     

清代承德府地方官学的兴起和发展

清代,承德府教育的兴办和发展,与其作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密不可分。正 是这种特殊的地位,使清政府对承德文化教育的开发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最终使承德由一个历史上没有 “皋比之传,弦诵之声”的“关塞以外,荒略之区”,创办发展起了有官学、书院、义学在内的,以承德府 学为地方最高学府,以热河文庙为其教育思想集中体现的相对完整的学宫体系。从而,在承德府营造出 “学序渐起,礼乐弦颂日兴”的人文环境。     

郑珍的哲学思想

郑珍（1806一1864）,字子尹,贵州遵义人（祖籍江西吉水）。郑珍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文字学、史学、经学、诗歌等领域,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散见在他的一些诗文中。     

论清代贵州的协款

贵州是一个穷省,在清代财政收入不能自立,靠外省协款度日。所谓协款,即贵州财政支出不足款项根据清朝廷旨谕由中央或其它省协济。清代贵州协款分两种,一种是定时、定额的协款,通常采取月协和岁协;一种是紧急的不定额的临时性协款,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前一种情况多在承平时期,后一种情况多在战乱时期。清代贵州的协款,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形式,探讨它的产生、发展和特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财政收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清代贵州农业、工业都极其落后。由于交通闭塞,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厘税收入也很少。田赋、杂课、契税在咸同年间岁入仅二十一万两。加上商税全省岁入为四万六千五百零七两,全省合计岁入为二十五万余两,占     

清代贵州境内的外省商贾

清代,贵州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为外省商人进入贵州经商提供了条件;外省商人活跃于贵州各地城乡市场,主要经营盐、棉、布、丝、绸以及洋广杂货等业务,他们的活动对贵州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代古音学系统论

本文认为清代古音研究的系统方法,达到了我国古代经验科学方法论的顶峰。这主要表现在:从审音上由考古的系统论到音理的系统论;语料上,由诗韵的系统排比到谐声的系统拓建,进而扩建到文献、乃至方音的系统对勘。清代的古音研究随着系统方法的不断深入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三百年中形成了一个群星灿烂的古音学时代。     

清代宋词学初探

历代词学均以对宋词的研究为核心,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宋词学”这一专学。清代宋词学为整个宋词学史上的集大成期。清人对宋词的研究从考证版本、校勘词集、编选词选等基础文献的整理,到阐发词史、评述风格、归纳流派等上层理论的建构,不仅研究深入、自成体系,并且在客观上构成了整个清代词学研究的基石。同时,清代宋词学与清词发展之间呈一种紧密互动关系。清人出于创体构派、转变词风的需要而对宋词展开侧重不一的研究,这些研究又在实践中很好地推动了清词的发展。     

清代小说学的新进展

清代作为小说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小说批评理论已经逐渐摆脱史著影响,追求小说文体之独立地位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渐摆脱小说补史的传统观念;二是从对具体的虚实问题的讨论,发展成为以"情理"来考察小说所反映的"世界"与人物,逐步认识到小说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典型概括,而不再斤斤计较于是否历史的真实书写;三是对小说文体功能的认识上,有娱乐化和审美化倾向;第四,从作家创作动机来看,小说成为作家个人情感宣泄与寄托、展示才能学问的载体,推动了对小说文体的改造。     

浅析清代贵州教育发展的原因

在清王朝统治的253年里(从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大西军退入云南算起,到宣统三年1911年止),贵州的教育比明代发展得快。其间,大致经历四个时期:(一)康熙、雍正年问(约73年),是贵州府、州、厅、县官学发展时期。当时,全省官学共66处,有建立时间记载的34处,其中康熙年间建的25处。(二)乾隆、道光年间(约115年),是贵州书院发展时期。全省有书院130余处,有建立时间记载的92处,其中乾隆年间建的26处,道光年间建的21处。(三)道光年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试论曾国藩的汉宋兼容思想

曾国藩,曾被晚清封建统治者誉为“中兴名臣”。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为清朝的“中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因为他在强化封建主义思想统治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汉宋兼容思想,便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份。     

清代诗歌的两大特点

对于清诗,前人多取贬损态度,评价不高.如近人叶恭绰在《全清词钞》的序中就说:"我同友人论清代学术,曾认为清一代的词,越过明代.此外惟小说和曲子,勉强可以企及,而诗文则否."我们对清诗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发现无论从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看,清诗都有较高的成就,不可低估.下面谈谈清诗的两大特点,供文学史家参考.一清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     

清代词学的雅俗之辨

词学史上,雅俗之辨一直是批评家们感兴趣的话题。清代对此更加重视。张望祖曰：“词虽小道,第一要辨雅俗。”①刘熙载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词概》）陈廷焯亦云：“入门之始,先辨雅俗。”②一些词论家已将雅俗作为首要的问题来认识了。词本产生于下层里巷,晚唐、五代,词开始为文人所接受时．与具有正统地位的诗文相比,词只是“小道”、“末技”、“卑体”,与“教化天下”、“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相比,词不过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佐欢”之具、是“南朝之宫体”、“北里之倡风”③“艳科”的延续。在…     

清代词学研究方法刍议

清代词学集中国古典词学研究之大成,基础文献研究与理论批评研究皆蔚然称盛,呈现出"众语喧哗"的文学景观。清代词学研究方法是清人应用于词学研究并能有效运作的客观规范。通过对清代词学研究方法的研讨,归纳总结清代词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原理,利于客观把握清代词学建构的过程,清晰掌握清代词学的发展态势及演变规律,对发掘清代文学思想史内涵亦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为当代词学研究提供参照借鉴。     

清代诗经学研究百年回顾

彻底整理清代诗经学首先要了解当前的研究现状。在过去的近百年时间里 ,仅有论文百余篇 ,与清代诗经学所取得的成就远不相称 :无专著研究整个清代诗经学 ,大部分是对单个人、单部著作的研究 ,且没有形成有系统、有规模的研究     

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

关于清代前期的贵州各府人口,史籍记载较多。但比较系统的只有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分别记载了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贵州各府人口数。     

清代前、中期贵州矿业略考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随着矿禁的开放,贵州的采矿业有较大的发展,成为贵州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铅矿开采在全国居于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这一时期贵州矿业的发展状况,对于了解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索贵州城乡生产关系的转化演变,都很有意义。一、开放矿禁的政策,促进了矿业生产的发展清康熙至雍正年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继续禁矿还是鼓励开矿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政策论战,最后开放矿禁的政策被采纳。当时,贵州的一些地方官吏秉承清王朝的旨     

略论郑珍对陈三立的影响

本文主要论述了郑珍作为“宋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对上接宋诗派、在艺术师承方面“不墨守盛唐”的同光体诗人陈三立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诗学思想、诗歌内容以及诗歌艺术创作这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