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的叛徒面目不容改变——驳罗尔纲先生的所谓“苦肉缓兵计”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早就不忠于太平天国,被俘后叛变投敌出卖革命,他在敌人囚笼内所写的《自进》,是他背叛革命的铁证。这个革命叛徒,几十年来经过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某些太平天国史专家的渲染美化,面目全非,窃取了英雄的称号。现在,是拨开迷雾,恢复李秀成叛徒其面目的时候了。这里,我们仅就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和罗尔綱先生商榷。     

折衷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党性——评一川的《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

当前学术界几个重大问題的激烈论战,生动地表明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斗爭正在蓬勃开展。这和当前国际、国內阶级斗爭的深化发展,若合符节地互相呼应着。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评价问題,是激烈爭论的问題之一。李秀成究竟是一个投降变节的可耻叛徒,还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李秀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所写的《自述》,究竟是一个彻底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还是所谓“利用诈降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的一条“苦肉缓兵计”?以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纲同志为代表的两种针锋相对的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两类矛盾的斗争

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队伍內部是存在着两类矛盾的,卽农民領袖人物之間的內部矛盾和农民領袖人物同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中阶級異己分子之間的矛盾。這是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基本上是农民的內部矛盾,后者則是农民同隐藏在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势力之間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农民同地主阶級之間的阶級矛盾在太平天国革命內部的反映。楊韋事件及其間的斗爭是这     

赝品怎可据为罪证——关于李秀成晚节的评价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学术专刊》发表李兴华同志《重评李秀成》一文说:“一八六四年七月李秀成被俘后,在敌人的囚笼中确实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有过动摇变节的行为,玷污了自己光荣的革命历史。”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方山被俘,是李秀成一生历史活动的界标。在此之前,他的功绩是主要的,不能抹煞;在此之后,他的错误是主要的,无须掩盖。”于是,他对忠王李秀成作出了肯定结论:“说李秀成晚节不终,非常恰如其份。白璧有瑕,临危辱节,没有把忠于太平天国的气节坚持到底……”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常熟报恩牌坊是谁建的

常熟县南门外,原有一座“报恩牌坊”,一九○五年又发现了此坊之“碑序”,这是太平天国时期为纪念忠王李秀成的政绩所立的。据罗尔纲先生考证,牌坊是“忠王李秀成克复江苏、浙江之后,使广大人民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常熟人民感恩报德”而建立的(《太平天国文物图释》)。虽无直接证据,还是比较合于情理的。六十年代,戚本禹别有用心地大批李秀成;文化大革命中,李秀成更被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大批特批。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出版的某些著作,仍然把李秀成作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进行     

论太平军湘潭战败的影响

李秀成战败被俘,沉痛地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著名的“十悮”——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十大错误。其中第四悮,便是“不该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可见,李秀成认为太平军湘潭战败,对太平天国政局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作为太平军后期主帅的李秀成,他在     

石达开远征之失策

石达开远征之失策吴晓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第一流军事将领。金田起义后，他“自永安出长江、克金陵，大小数百战，所到披靡，未尝稍挫。”对太平天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李秀成称誉他“文武备足”、“谋略甚深”，是“太平天国的第一个军事大人才”。而清军则号之为“石敢当...     

喜读《论李秀成》

读了《学术论坛》一九八○年第一期刊登的钟文典同志的《论李秀成》一文,觉得很好。好就好在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立论。文章在谈到如何评价李秀成时,指出必须首先考虑李秀成一生中的主要的社会实践,看他在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这个总任务的态度、表现和影响。接着,作者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考察李秀成的社会实践,然后指出:“象千百万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人物一样,李秀成在     

关于李世贤评价的几个问题

李世贤是李秀成的族弟,生于一八三四年,广西藤县新旺村人。一八五一年八月,肖朝贵,韦昌辉所部途经藤县时,李世贤和李秀成一起加入太平军。一八五六年,韦昌辉在天京发动叛乱前,李世贤是太平天国的下级军官,并不知名。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局面,李世贤和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经朝臣查选出来助国。从此,李世贤逐步成为后期太平天国的名将,征战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战场上,为后期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对李世贤却很少有过专门研究。有些论著涉及到李世贤时,评价部很高,说他是一个军事家、战略家,认为李世贤是独当一面的战将,是和李秀成等秩相同,作用相当的将领。至于李世贤的军事才能,以及他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最后入闽的指导思想等等问题,一般论者多持肯定意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似还欠缺。本文想就上述这些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讨论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的教学、研究单位和湖北省历史学会,先后举行了评价《李秀成自述》(下简称《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中,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見: 一、关于《自述》的性質問題一种意見认为:《自述》是叛徒的自白,投降变节思想贯穿于它的始终。李秀成在《自述》中不止一处地对曾氏兄弟阿谀奉承,对太平天国革命恶意诋毁,并以他对革命叛徒和清朝将领如何宽仁礼待和     

太平天国天京内讧实力未损失说

太平天国天京内讧是导致革命运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后期领导者洪仁玕、李秀成以至如朱兴隆(利王)辈,都有此说。李秀成更在“天朝之十一条失误”中列为“大误有四”之其中两条:“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天京内讧,最高领导集团的相仇相轧,相杀相忌,以致使全国上下,人心不安,殃成精神堤岸的缺口,扭曲了人们的正常心理。由此造成的后遗症,随之岁月,尤见严重。见于天京内讧,当时《乙丙日记》和外国人通讯记载都称     

论冯云山

<正>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杰出的组织家和实践家冯云山(1815—1852),广东花县禾落地村人。从小读书,屡试不第,是地主阶级的下层知识分子。1843年他在紫荆山创立拜上帝会,利用宗教形式组织群众,揭开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序幕,成为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创建者和奠基人。《李秀成自述》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这当是历史事实。但在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中,由于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和杨秀清的雄才大略,对冯云山的评价就往往有受制于洪、杨之感。有人用“屈居”、“让步”来解释冯杨关     

毛主席的詩詞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毛主席詞詩的一点體会

伟大的毛澤东同志,是当代最杰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杰出的革命領袖,同时也是当代卓越的文艺理論家和詩人。一如他領导中国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也領导中国革命文艺沿着工农兵方向,在胜利中不断前进。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澤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議上,提出了革命的現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結合的艺术方法,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經驗的科学总結,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論的創造性的發展。     

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之一,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四年七月清军攻陷天京时,他突围后被俘,在敌人囚笼中写了一篇长达数万言的亲笔供词,这就是流行至今的《李秀成自述》。对李秀成的《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功过如何评价,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然而,戚本禹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把李秀成《自述》说成是“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并依此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凡对此稍有异议,就给扣上“为叛徒翻案”,宣扬“叛徒哲学”、“活命哲学”、“曲线救国”等帽子,大张挞伐。后来,“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猖獗于一时,实由戚本禹首肇其端。戚本禹亦以此发迹,平步青云,显赫一时。但是,历史毕竟是不能任人颠倒的,对李秀成必须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太平天国乡官制度中的地方公举问题

关于太平天国的基层地方政权组织——乡官制度问题,近年来,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见于各种历史书刊的有关论文,就有张振鹍:“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曹国祉:“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治制度”;郦纯:“乡官制度”;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如范文澜、罗尔纲等,也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附带地有所论述,他们都认为,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是一种由人民自己来推举基层地方行政人员的民主制度;太平天国的各级乡官极大部分都是由劳动人民来充当的。太平天国乡官制度的创建与实施,是太平天国革命创造性的表征之一,因此,很好地、深入地研     

石达开远征出走与投降问题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军事家,是革命事业的缔造者之一。关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史学家对它存在着不同的评价。这里仅就他在杨韦事变后远征出走以及分裂、投降等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有些人不具体分析石达开之所以出走的真实原因和他远征的目的,一味从石达开出身地主阶级分裂革命的抽象概念出发,说他是“对革命的背叛,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甚至说是“革命的叛徒”。他们的理由仅根据想当然,认为石达开因为“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企图独树一帜,另建帝业”。下面我们将针对以上意见进行研讨。     

李秀成与“天”“捻”关系——三论捻军与太平天国之关系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曾国藩的挟迫下,曾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自述》,缕述太平天国兴亡史事.由于太平天国和捻军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李秀成自述》当然不可能避而不谈.“我天国坏者,……是招得张乐行之害”.这便是他对天捻关系所作的概括总结,也就是说捻军的存在不仅于太平天国无补,反而成为导致天国败灭的重要因子.揆诸史实,斯言颇令人困惑.从李秀成方面讲,他原是联络捻军的先行者.1857年3月,他通过李昭寿与捻军领袖张乐行、龚德树接洽,在霍邱达成联合作战之协议.在捻军的武力支持下,太平军得以驰骋淮河南北,李秀成亦因此青云直上,由一个普通将领而被洪秀全超擢.如李秀成自己所说:     

关于常熟“报恩牌坊”问题——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常熟“报恩牌坊”,是1862年建立的,罗尔纲先生认为是常熟人民对李秀成歌功颂德的一块石牌坊.在评价李秀成时,罗先生与一些同志曾用这个牌坊来说明李秀成是“爱民”的,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这个牌坊存在着谁建立的,为什么建立,是什么阶级歌颂李秀成的等问题。下面谈一些看法。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和戚本禹先生商榷

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功过应当怎样评价,本属学术问题,尽可自由讨论。一九六四年前后,我国学术界曾就李秀成评价问题展开过争论,但不久却变成了一面倒的政治批判。曹光瓈同志的《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一文,《人民日报》原已排出清样,拟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发表,同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唱对台戏,后因故未刊出。现在我们选刊曹文的一、三两个部分,同时发表苏双碧同志的讨论文章,重新提出李秀成评价的问题,希望这场中断了的学术讨论能够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