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济南惨案

中国共产党认为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有预谋的侵略,也是国民党的反动造成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的宣传与艰苦的努力,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与发动组织民众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塑强了中华民族利益忠实代表者与维护者的形象,不但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同时也树立了威望,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关于吉林“延边惨案”的研究、纪念与路径探析——兼论“济南惨案”

1920年末,日本出兵我国延边等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延边惨案”,数千东北朝鲜人和部分中国人惨遭日军杀害。事发后直到现在的100多年间,国内对该惨案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在纪念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延边惨案”具有发生时间早、事件规模和日本出兵规模大、事件影响也很大等特点。长期以来,“延边惨案”被“庚申年大讨伐”所代替,明明是大惨案却被称为“大讨伐”,极其不利于凸显惨案的历史真相。而1928年发生的“济南惨案”,在研究和纪念等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其经验值得去学习和借鉴。     

“四三”会议与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重大进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影响深远的内蒙古自治运动。随着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出东蒙工作团,不断加强与东蒙古自治运动方面的联系。经过多方努力和充分准备,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于1946年4月3日在承德成功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四三”会议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全面、深入发展以及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是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历史性标志。     

从学潮走向政潮—1948年北平“七五”惨案研究

作为非中共主导的反政府学潮,“七五”惨案因《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而起,其后东北流亡学生游行遭北平当局镇压,死九人,伤二十一人.东北民众在地域情结与现实困境的共同作用下,掀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使得学潮逐步向政潮演化.傅作义对惨案善后主张“忍耐”政策,陈继承力主“坚决”,多有歧异.惨案责任的追究因东北民众的社会抗议,蒋介石被迫有所行动,但最终仅以陈继承去职而告终.通过考察“七五”惨案的善后过程,不仅可知各方均试图利用学潮以达其现实目的,更可窥得国民党内各类派系的纠葛,凸显出国民党内政治生态的日趋恶化,且展现出国民政府权威在东北民众中日益瓦解.正是国民党自身的弊病,使得学潮为共产主义传播及其它任何形式的反政府行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谭延闿与济南惨案

在第二次北伐战争的关键时刻,日本在中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此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综合各方考虑,主张放弃武装抵抗,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持此态度,谭延闿在军事、外交和国内外舆论上都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谭延闿针对济南惨案的应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也应认识到弱国无外交,只有增强综合国力,才能维护本国的合法利益.     

湖北新政前夕汉口的民间市政参与问题研究——兼论罗威廉的“19世纪汉口自治说”

湖北新政前夕新的善堂出现,并不意味着城市整体意义上的常规化自治机构的形成,在汉口取得了进一步突破,民间市政力量在汉口的兴起是官府与民间互动的结果。日趋积极的民间市政参与并不必然导致罗威廉所说的那种转变：国家（官府）对市政的领导作用由直接变成了间接。罗威廉的＂19世纪汉口自治说＂值得商榷,其所力图论证的19世纪汉口乃至中国存在着的实质上的城市自治,不过是西方中心史观指导下构建的中国城市虚像。     

记忆缺失与文本呈现:“三一八”惨案女烈士研究——以魏士毅个案为中心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杨德群和魏士毅三位女大学生不幸殉难。长期以来,刘和珍、杨德群广为人知,魏士毅却被历史所遮蔽,其间蕴含着历史记忆架构下的话语权问题。借助报刊媒体、挽联、碑刻、回忆录及纪念文章等历史文本,魏士毅的形象得以重现。而探讨魏士毅及其殉难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反响,有助于揭示不同文本作者所表达并确立的社会身份,洞悉近代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在国族话语主导下的社会境况,挖掘历史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性别意涵。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济南惨案"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侵略。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 ,都是源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 ,都是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具体步骤。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济南惨案”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始     

民国时期北四行汉口准备库述评

汉口是近代中国四大区域金融中心之一,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联营后,在汉口设立了联合准备库,共同担保和发行中南汉钞。1920年以后,武汉政局的急剧动荡,给汉口准备库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后者又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中南汉钞的发行额,也随着时局的变迁而一度触底反弹。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后,汉钞戛然而止。因此,稳定而统一的政局、健全的金融法规和完善的金融市场,是新式的股份制的私营银行蓬勃发展的重要保障。     

城市治理法制化：汉口特别市“专家治市”的实现途径——以公安行政为例

1929年汉口特别市建立后,市长刘文岛积极倡导专家治市理念,使市政改革呈现专业化趋势。为实现行政活动专业化,消除行政活动随意性,市政会议针对行政权的配置与运行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公安行政活动专业化正是市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公安局拟定《公安行政大纲》,明确公安行政专业化的基本规划,市政会议进一步颁布市公安局组织细则与相关单行规则,将地方公安行政专业化的诉求寓于法制化的实践之中。通过颁布规范化的系列规则,汉口特别市政府运用城市治理法制化的途径,逐步实现专家治市所设定的行政权运行专业化的目标。     

满铁“附属地”“除队兵”移民述论

20世纪初 ,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最终 ,俄国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 ,暂时满足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一切权益 ,未经中国政府同意 ,私下转让给日本。战后 ,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满铁在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 ,并在其“附属地”内推行“除队兵”移民侵略计划 ,以期达到壮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实力 ,抵御俄国的战略目的。但事与愿违 ,由于满铁决策者们的盲目求成 ,移民者的经营不善和厌恶农耕 ,使得满铁“附属地”的“除队兵”移民仅仅推行了 4年时间就以失败而告终     

“四三法”控制河蟹“抖抖病”

河蟹“抖抖病”又称“颤抖病”、“环腿病”。此病发生面广、传染快、病程短、发病时间长、并发症多、死亡率高，是近年来河蟹养殖中危害最严重的疾病，且目前病因、病原尚未完全清楚，也无预防和治疗的特效药物。笔者通过实践总结，采取“四三法”可以控制河蟹”抖抖病”的暴发。     

郭汝瑰: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卧底”(上)

1907年,四川省铜梁县(现重庆铜梁)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生了一个男孩,姓郭名汝桂。谁又能料到,这个出身于四川旮旯的男孩,后来竟成为"潜伏"在一代枭雄蒋介石身边、被蒋氏大骂"娘希匹"的"红色间谍"。     

“三而一成”与中国叙事艺术述论

"三而一成"用指中国人观念中处事的过程或成物的要素,只要是达至三次或三个的组合,就可以成功了。表现于史传、小说、戏曲等叙事的艺术,主要有"三复情节"、"三变节律"、"三极建构"、"三事话语"、"一事三结"等五种模式。五种模式各有典型,能够清楚地区别开来,但某些个案却可能同时具备不止一种模式的特征。"三而一成"诸模式是中国叙事艺术最合乎中国人审美理想的造型,同时合乎普遍的美学原理,是中国古代叙事艺术广泛应用的情节模式和一个具体而鲜明的民族特色,作为古代叙事艺术的典范,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清初 “首崇满洲”述论

在清朝,历代满洲统治者在表面上反复宣扬满汉一体的政治口号,但实质上采用的却是"首崇满洲"的为政方针。他们从各个方面维持旗人集团的超国民地位,如在科举、入仕、升迁和政治待遇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满汉差异。这些政策虽导致了清朝社会形成满汉两极格局,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旗人集团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日语的“表”与“裏”

语言是人们相互交流的重要手段，又能反映民族特点和民族文化。本文从日语的“表”和“裏”在语言中的表现“内”与“外”、“建前”与“本音”等几个方面来剖析“表”和“裏”，以进一步加深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特点。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论

1 95 8 - 1 960年 ,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历史条件下 ,也掀起了扫除文盲的“大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 ,由兴到衰 ,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盲运动中 ,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 ,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北洋政府时期“双十节”赏功制度述论

北洋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双十节赏功制度体系,在国庆日对那些于民国有功之人授予勋位、颁给勋章,以示褒奖。授勋范围广泛,人员众多,且与政治风向密切相关。此项制度有利于奖励有功,激励有为和点缀节日气氛。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勋等与官级的结合、各级官员趋之若鹜以及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等因素,勋位、勋章授予日渐浮滥,各种质勋、辞勋现象也接踵而至,这种现象反映了民国政治制度的典型特征。     

中共“七大”筹备考略

＂七大＂是中共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筹备这次大会,党中央筹划和准备了14年,仅会址的选择和筹建几经变动,前后进行了近四年。会场的适当选址和完满建成为＂七大＂的胜利召开提供了物质条件。＂七大＂会场因大会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