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藏书楼——“文汇阁”（五）

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 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皇家藏书楼——“文源阁”（二）

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中,有一处早已湮没于荒草之中的古迹——文源阁旧址,这里曾是清朝乾隆年间度藏名闻世界的大丛书《四库全书》的“四库七阁”之一。     

皇家藏书楼——文渊阁（一）

清官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     

皇家藏书楼——＂文溯阁＂（四）

沈阳故宫之所以名扬四海,不仅仅因为它的建筑别具一格,而且因为它是闻名于世的《四库全书》的珍藏之所,也是建在宫廷中的最大的一所图书馆。说起来,还有一段来历呢。清兵入主中原后,汉族反满情绪十分强烈。清朝最初是以武力进行镇压,但也深知民族意识是很难以高压手段消除的,于是便仿效前代“明主”文治之举,企图删削典籍,愚弄百姓,尤其是文人的思想。     

皇家藏书楼——“文津阁”（三）

文津阁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建成,1954年重建。营造法式仿照明代建筑的浙江“天一阁”。外观为两层,实际是三层,阁中辟一暗层．这样阳光不能直射到藏书库。室内油漆彩画也很考究,深绿色的柱子,蓝色封套卷册,白色的书端。都以冷色为主,给人以宁静的气氛。     

皇家藏书楼“文澜阁”（七）

文澜阁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文澜阁是将杭州圣因寺后的玉兰堂改建而成的,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改建的各项工费均由浙江商人捐办。     

“人文渊薮”之地的藏书楼

浙江自古以来山川秀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昌盛,享有文物之邦的美誉,这和浙江藏书事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浙江历代藏书楼之多,藏书家之众,藏书之丰富,在全国也是尤为突出的。曾被乾隆皇帝誉为“人文渊薮”之地．这不仅为浙江文化史写下辉煌的一页,形成了浙江文化的一大特色,还为振兴中华民族的繁荣和保存祖国古代文化遗产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唐代皇家藏书楼建筑都城空间位置分析

藏书楼作为中国特有的藏书文化载体,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文化建筑,同时受到历代藏书文化、藏书活动的影响,藏书楼建筑逐渐自成一体,通过对不同时期藏书楼建筑的空间位置、空间布局等内容的研究,从而找出在藏书文化影响下藏书楼建筑发展的规律及其特征。唐代皇家藏书楼建筑在西京长安城和东京洛阳城中均有设置。唐代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稳步发展,藏书数量有了空前的增加而且藏书内容也相当丰富,国家实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不仅于宫城中设立了供皇帝或官员使用的藏书楼建筑,如秘书省、弘文馆、史馆、崇文馆、司经局、集贤院和翰林院,于其他地方也设立了许多学馆,除招贤纳士和讲授经典外,亦作藏书建筑使用。唐代的藏书楼建筑在都城中的设置不单是按照前朝的制度设置一个机构作为藏书、校勘和教学的场所,对于重要的藏书建筑已经开始根据皇帝的使用情况而灵活设置,     

文人的“理想国”

余三定先生的南湖藏书楼是对传统藏书楼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只是文人的精神寄托,亦是文人的理想国;其《南湖藏书楼纪事》一书蕴含的藏书思想,对当下时代精神的建构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三字经（六）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孟子》这部书,共有七篇。这是一本讲述仁义道德的儒家经典著作。     

玉成桃李 海涌波澜（下）

独步海内27载成《周礼正义》 在浙江四大藏书楼中。玉海藏书楼的主要特色不仅在于藏书多名家批校本,且藏书家是著名的儒学大师孙诒让。在林传一带领下。记者在玉海楼孙诒让展览馆陈列厅内,见到陈列于橱窗里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古籀拾遗》等孙诒让的著作。     

读书两境界

读书有不同的境界。只说两种,一是求知。一是要人知。要人知者必炫学显己,以博得声望、功名之类。而求知者则深远得多,而且有时可以以功名及生命作牺牲。分明．后者显得更崇高,实际上也更有成就。从古到今,莫不如此。要说读书最多的人,在中国大约纪昀要算其中之一。他编《四库全书》,看的书能少吗？乾隆皇帝检查又紧,     

试论《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的提要纂修思想——基于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比较

《四库全书荟要》直接为乾隆及宫廷人士"憩此观书"的"阅览"服务。《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为实现"圣人所必察",不仅强调书籍的"经世致理"思想,亦保留"怡神悦目"的消遣作品。而《四库全书总目》主要面向"天下"士人,侧重对采进文献政教意义的强调,从而以人心教化角度批评不利政统的作品。此类差异在二者的"小说家类"提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变化表明清代统治者逐渐对当时"天下"文献的价值秩序及其文献秩序进行强化整合。     

重论《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

2011年影印出版的《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是现存《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最新、也是最先影印出版的资料。此一文献的出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方式与修订重点,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学研究而言,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究竟在何时,是确定本稿本学术价值与判定《总目》编纂过程的重要关键,因此探讨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自然是刻不容缓的要务。此前,笔者与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曾先后发表论文,探讨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虽然所得结论不同,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使得我们的初步尝试,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并沒有达到原本预期的目的,这是一个缺陷,有待于重新的探讨与论定。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匡误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总序、小序以及每部书之下提要的文字多出于纪昀等名儒硕彦之手,价值一直为学界所公认,但也存在不少瑕疵。其中小说家类的理论表述与作品提要就存在扞格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序文对小说虚妄性质的认知与提要对具体作品虚妄内容的指责,撰写提要时所持史家标准与序文阐述的小说标准的错位,以及收录、提要作品时概念含混及标准不一等等。     

张飞的流水账日记（六）

我的女人离开我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儿子出生的时候我正在吃包子，于是便取名为包子，后来军师给改为张苞。女儿就叫丫头，叫着倒也朗朗上口。（至于张绍是我手下一个偏将的儿子，偏将战死以后，我见他可怜，便收为义子。）     

金庸是“天才”王朔是“鬼才”二月河是“人才”

二月河在日前由新浪读书频道与河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朝阳与落霞：华夏文明的历史命运”论坛上称,他在创作完《雍正皇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之后,因体力不济,再也没有信心进行下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大（dà）夫”还是“大（dài）夫”？

电视剧《汉武大帝》播出以后,许多观众对里面有一个官衔的称谓听起来觉得特别别扭,那就是“御史大（dài）夫”“晁错大（dài）夫”之“大（dài）夫”,他们觉得很不习惯,不是只有“医生”才称为“大（dài）夫”吗？怎么官名也有称为“大（dài）夫”的？     

“丕（不）显”之“丕（不）”助词无义考

本文就《词诠》、《辞源》等书对“丕 (不 )显”之“丕 (不 )”的解释提出商榷。认为在甲骨文、金文时期“不”“丕”同形 ,“丕 (不 )显”至少在西周时就已是常用的通语 ,其中的“丕 (不 )”不是无义的助词 ,而有实在的“大”义。     

风雨文澜

提到中国的皇家图书馆,人们最先会想到紫禁城里的文渊阁,自从乾隆四十一年,也就是1776年,这里便成了内廷御用的图书馆。尤其是1776年,编修完毕的《四库全书》连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更使这座神秘的藏书楼名声大噪。清宫规定,大臣官员,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特别允许,才能到阁中阅览;但绝不能损坏藏本,更不许夹带出阁。足见,管理规格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