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书写策略

女性诗歌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躯体写作后,90年代转向了语言写作。90年代以来,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对诗歌认识的改变,女性诗人不仅以诗歌的姿态表述自己,而且以具有女性主体性的"人"的立场进入诗歌,聆听和感受世界,既不放弃性别立场,又不放弃艺术价值,使女性诗歌达到人文价值与诗性价值合一的高度。90年代女性诗歌的语言写作,使女诗人以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实现了女性世界的完全自立和性别表达,并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体系,从而实现了女性诗歌写作的"宁静的丰收"。女性诗歌从此走上包含性别但又超越性别的更为广阔的前景。     

诗歌语言与中国新诗创作

传统语言学理论认为诗歌语言的特点表现为音乐性、形象性、精确性和大量运用修辞手法,现代语言学理论认为诗歌语言的特点表现为＂自给自足＂、多重合成以及意蕴性。以此语言理论来观照中国新诗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诗＂自给自足＂不足、文体意识不足以及创新不足三方面的缺陷。     

略论诗歌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差异性

从语法、韵律、意象等三个层面对诗歌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差异性进行阐述。     

离心与互限: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以诗歌语言和想象力为中心

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系统——由想象力和语言所凝构——呈现出了焦虑,其内部不仅出现了写作的分异,而且不同写作类型自身也存在着表意的焦虑性。"想象本位"型写作与"语言本位"型写作是第三代诗歌的两种写作类型,"想象本位"型写作在对"自然物"的书写中表现出了"离心"特性,其诗学想象与诗歌语言在表意系统中呈现出悖向式的发展路径,更多地走向了相互的离心与解构;"语言本位"型写作在书写"自然物"时则过多地倚重于诗歌的语言表达,相对忽视了诗学想象,由此营构出"互限"的写作空间,其语言与想象甚至走向了相互的否定,影响了其诗歌写作的纵深发展。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并未得到合理的解决,由此影响到了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     

语言的语言迷途——当代诗歌考察笔记之五

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当下以口语写作为中心的写作现象自然地保持了距离,通过语言对虚无性的深度体验与精神探索,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的可能,李心释所具有的语言学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书写有效地深入到诗的语言内核,对当代诗歌写作、诗歌史的诗学建构、以及诗歌突破文体边界走向当代社会与生命意识的建构,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话语启示。     

当代诗歌文本的嬗变及审美发现

把新的文化语境、诗歌美学与人生体验灌注于海洋中,用直觉去抓取形象,通过崭新的意象来说话,构成了汤养宗海洋诗的内在文化视野。汤养宗的现代口语写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常口语,而是经过精心打磨,使其诗歌在新的生长点上获得有效的自身秩序,并通过与身体细节的诗学交换,形成一种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诗歌语言。通过独特的审美眼光与心灵表现力,他把日常生活中那些毫无诗意的事物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复杂叙述的文本呈现,从而敞开了诗歌写作的文本可能。在其诗学想象力下,汤养宗突破二维时间的局限,在"身体""时间""现实事物"三者之间拓展文本的多维空间,实现从历史纵深性返回身体的第一现场写作,其创建的诗歌文本在客观与真实的基础上,获得了重新言说的方向。     

杨万里诗歌语言的审美特征

杨万里诗歌清新活泼,风趣自然,形成风格独具的"诚斋体".本文通过对语言形武的分析,从雅俗、疏密、婉直、浅深等四个方面对杨诗语言的审美特征试作探讨.     

萧开愚诗歌语言的层次研究

在萧开愚的诗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语言本体和语言层次的悖论，前者要求诗歌面对现实时绝对的自足性，后者则更多地考虑了现实对诗歌的的参照和渗透作用。萧开愚的可贵之处是同时在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的探索，虽然他对汉语性和诗歌形式的强调可能使他在诗坛上曲高和寡，但他对现实的关注也使他写出《破烂的田野》这样的愤怒之作。如果他那里存在一个诗歌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不会是整体性的、一体化的，而是以悖论和残缺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萧开愚的诗歌理想国是以不同的层次呈现出来的。     

当下诗歌写作:从"反讽"到"歌唱"

“口语写作”因过分强调反讽策略与反叛意识,过分关注诗歌“话语权”的斗争,不断消解了诗歌的诗意、诗性。海子、昌耀等诗人开启的“大诗”写作方向,践行了艺术本体的“歌唱性”,让诗歌回归艺术,回归内心。     

口语诗的情色书写批判

情色书写介于色情与情爱书写之间,伟大的情色书写,往往能在灵、肉之关系上达成微妙的平衡,处理不当,则很容易忽视"情"而滑向"色",落入铺陈肉体欲望与行为的色情陷阱;口语诗中以下半身写作为代表的凸显肉体感、在场感的理论主张,虽然对趋于僵硬、虚伪的体制化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他们的作品却没能担当这种叛逆美学的重任;他们凭借回到动物性肉体体验以获得艺术审美体验的希望,恰如南辕北辙无法实现。同样,通过表现生殖器快感去返回诗歌的本质,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口语诗中的情色之作仅仅处于"物之诗"、"欲之诗"的阶段,必须经过情与美的洗涤与转换,才有可能上升为存在之诗、真理之诗,进而才配称为"人之诗"。     

试论中英诗歌不可互译

诗歌是一种文字高度集中凝炼的文学形式。在进行诗歌翻译时 ,我们要解决的不仅是文学翻译中如何运用本国语言传达外国文学作品的风格、思想的问题 ,还必须解决如何运用和原诗一样精炼的语言、巧妙的形式来传达原作的美感的问题。要把诗的美用另一种语言成功地传达 ,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的简单转换 ,即“形似” ,更为关键的是意境的复制 ,即“神似”。中英二种语言由于所属语系不同 ,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 ,逐步在文法、句式、修辞、格律等诸多方面形成各自的特点 ,这些不同的特点决定了中英诗歌互译的不可行性     

"以文为诗"与"作诗如说话"——论宋诗传统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的传承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是以学习西方文学、反对古典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其实,它也对于自身民族传统也有继承性的一面,胡适就认为五四新诗不仅继承了古代白话诗传统,而且也学习了宋诗表现现实生活这一创作精神.     

禅宗语言在唐代意境型诗歌中的运用

随着禅宗在唐代的兴起,其"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与世无争的"我心自山林大地"的人生境界与旨趣,带给了唐代诗人强烈的创作灵感,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将禅宗语言运用到意境型诗歌中来表达一种空灵、虚静、深远的意境。     

"贬官禅悦"与柳宗元的诗歌创作

柳宗元与佛禅的纠结,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崇其佛学造诣者,誉其为"义理精到处","似胜"王维;揄扬其"唯物"立场且具"战斗性格"者,惜其"好佛","尤非以好佛而赞赏子厚"[1](P216).两端的偏颇恰恰是不识柳子亦不识佛禅,柳氏之"好佛"及"精到处",正在于柳宗元不守一宗一门而出入"百家之学"的态度和实行精神;柳宗元是真正意义上的"贬官",其谪贬地又是南宗禅的发祥地,不管是寻求思想上的依托,抑或抒发性情的需要,斯时斯地,庶几"既贬则禅",禅旨、禅境、禅思极大地影响了柳氏的诗歌创作;就其诗歌创作来说,柳氏虽在贬而求禅悦,其深入的进阶多是仰赖"人力"、"人工",与前辈诗人王维之于自然的深度感动,"身心的自然化"和"我梵一如"的诗风表现相比较,柳诗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人造自然"的风格.     

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

唐朝包容,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唐朝激扬,士人争去边塞建功立业,如此,就产生了边塞诗中独张一帜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或描绘边塞征战场面,表现战斗的气势和护国卫家的思想;或表达浓重的反战情绪,抒写思乡之情和闺怨之念;或描摹边地风光,记录边地人情,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在泱泱唐诗大国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郑愁予的海洋诗

海洋诗在郑愁予早期的创作中居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他总数33首海洋诗中，有63．6％的比例集中于他早期出版的《郑愁予诗集I：1951-1968》。紧接着覃子豪的《海洋诗抄》之后,郑愁予的海洋诗为台湾的海洋诗写作极早即奠下基石。郑愁予的海洋诗在意象、主题、语言与手法等方面都有其独到的底蕴。     

英语专业低年级读写课新课型可行性实证研究

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读写课新课型对英语专业低年级学生阅读、写作及总体语言水平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读写课新课型能有效促进学生上述三方面能力的发展,值得在英语专业低年级中推广。     

试论中国古代四言诗的产生

关于中国古代四言诗的产生,目前研究者大多认为,它是从古老的二言体诗演化而来的。实际上中国古代四言诗的产生是在早期二言诗和三言诗的基础上共同演化而来的;并从句式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一演化的具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