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近代中国商事仲裁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

本文通过对 2 0世纪初期商事仲裁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粗浅的勾勒 ,指出中国商事仲裁制度在仲裁组织、仲裁原则、裁决的执行以及仲裁范围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 ,并逐步定型化、制度化和法律化。认为商事仲裁功能的强弱不仅与政府与商会的关系有关 ,而且与当时政府权力的强弱和法制健全程度亦密切相联。     

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探微——以自贡盐业纠纷解决机制为例

在中国近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机制中,纠纷的当事人依据国家法和行业习惯法的契合,明确了行业纠纷解决中所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从中找出纠纷解决的合意。行业组织在一定范围之内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是行业纠纷解决的主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国家的立法,保障了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业纠纷解决由原来的注重实质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转变,提高了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对当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主要实例来自于四川自贡盐业的档案、文献,盐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实际上在近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解决方式多元化、行业组织与地方法院互相协作、配合和注重习惯法、解纷程序的特点,不失为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较为合理的一个蓝本。     

关于近代中国商会领导群体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近代中国商会在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和保护广大工商业者切身经济利益等许多方面都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其领导层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理应受到充分肯定。但长期以来,较为流行的观点却认为商会领导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具有严重的软弱、保守和妥协特点,一直对商会领导群体评价偏低。本文主要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阐明商会领导群体身兼各种功名虚衔并非落后保守的表现,部分商会领导人兼有买办身份也不是导致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软弱妥协的决定性因素,商会领导群体以经济实力较雄厚的商董居多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也是中外商会的共同特征,并非工商界上层人物有意挟其实力控制选举和垄断商会领导权。     

转型中的自开商埠近代商事机构

清末新政以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日渐发展，加之受西方的影响，商会这种以保护 和发展工商业为目的、具有法人性质、有别于传统行会组织的工商界社团开始出现。自开商 埠不仅发展了大量商会组织，一些传统的行会也逐渐向近代商会转化。在近代社会极端复杂 的背景下、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自开商埠商会致力于协调各种内外关系，处理商务纠纷，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在近代中国政治极端无序的形势下，商会的作 用毕竟有限，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     

近代中国商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

近代中国商会的选举制度不同于传统工商组织带有随意性的“推选”方式,是一种全新的“选举”规定,体现出近代民主色彩。上海商会选举的实践证实,这种制度性规定在其常态选举中基本上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以往强调工商界上层人物挟其雄厚经济实力垄断商会领导权的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选举中亦未曾出现过严重的舞弊和贿赂行为,但是,到了1920年代以后,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开始形成派别纷争乃至选举风潮,尤其是受到不同派别背后政治军事力量的制约,至此,上海总商会的选举呈现出从常态向变态的演变趋向。     

晚清涉外商事纠纷与近代中国法观念嬗替

近代中国的涉外商事纠纷,作为一种法律范畴内的社会关系,对转型期中国的法律变迁,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从观念层面来看,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民商立法观念的萌动,促进了中国民间私法观念的培塑和诉讼观念的激扬。总之, 它潜移默化地推进了中国传统法观念的更新,并为中国的法制近代化提供了另类形式的思想源。     

清末民初商事仲裁制度的演进及其社会功能

本文从仲裁组织、仲裁原则、裁决的执行和仲裁范围四个方面对商事仲裁制度在清末民初的发展演变试作粗浅的勾勒 ,指出清末民初商事仲裁的一些作法已逐步定型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并认为商事仲裁不仅是保护商事主体合法权益和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而且还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和商事主体民主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对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促进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政商新统: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实践意蕴

政府与商界较少发生法律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商会法出现后,这一传统开始断裂.通过政府促导、组织控制、简约治理等方面的商会法实践,政府与商界发生了较多法律接触,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构成法制转型之“政商新统”.这一“政商新统”,既与西方国家向工商社会分权以实现“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不同,也与古代中国行政司法视工商事务为“细故”的传统不同,而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工商法律秩序.     

论清末商会对华洋商事纠纷的司法参预

清末商会成立之后,即积极参预了对华洋商事纠纷的解决。它们或直接出面理处华洋商事纠纷,或通过在官府的要求下参加调解、为华洋商事诉讼案件的判决提供意见、代替商人申诉等途径,与官方系统形成有益的互动。商会解决华洋商事纠纷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并保护华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对刺激当时商界的立法自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民间商人团体与近代城市的公共管理

近代以降,以商会为中心的民间商人团体广泛介入城市的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公共安全及交通运输等公共领域,成为近代城市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城市社会的演进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间组织——对近代民间组织发展机遇与挑战的探讨

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完善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准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标志.近代中国民间组织在晚清北洋政府权威软化时,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事务,并在实践中促进了组织结构和观念的变革.然而受到专制文化和民间组织领导层软弱的制约和束缚,近代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面临着重重障碍.因此,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肆意扩张和增强民间组织的内在质素,是一项有待认真探讨的课题.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印度近代知识分子形成的启示

印度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是英国殖民者经济、政治、文化等政策发展的结果。文章从殖民统治“双重使命”、近代知识分子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人的现代化三个角度论证了马克思关于殖民统治的“双重使命”论和近代知识分子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近代"思想解放" 的历程与启示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国人于思想解放渐成风气,并在引进和仿制西器,改革教育以培养人才,从"重农"到"工商皆本"等方面取得某些实效.但在根本性的制度创新、文化精神方面,形成了对西方的"路径依赖"而难以落实.历史的启示是:思想解放应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状态,应植根于知识与科学,应紧密联系和依靠人民群众,还应容许探索和讨论.     

论中国近代群育的发展及其启示

群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大量事例证明,在近代,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都普及了群育。群育与德育既相通又有区别。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应重新审视群育,重视群育,发展群育。     

民间组织发展的实证调查和思考——以浙江省C县为研究案例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民间组织逐渐兴起并发展成为一支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力量.民间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浙江省C县民间组织为研究样本,从社会学视角透析该县民间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县域社会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模式的演变及其启示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属于"后发外生型"。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模式,以及模式的多次转换,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主要突出特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模式经历了学习泰西、仿效日本、借鉴美国的演变历程。每一次模式的抉择和转换,都深深地打上了时局复杂多变的烙印。回顾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模式演变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为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研究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思想,自近代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也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论述西方自由主义的缘起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传播历程,进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关于自由主义的争鸣,以期为当前中国社会思想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