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简中的知命观

郭店儒简非常重视“命”,主张人们要知命。要知命首先就得“知天、知人、知道”,“知天、知人”就是要“明于天人之分”．“知道”主要是了解“人道”。其次要知命还得“知博”,“知博”就要博学于礼。最后知命要“无必”,即不固执。知命的目的是“知行”,要知行首先就得按礼的要求行事,其次还得明于天人之分,最后还要有智慧。知命的主要途径是“反己”,反己还要具备“闻道”、“知本”和“恒心、恒志”等条件。     

郭店儒简：思孟学派的“教科书”

郭店儒商是孔子到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同时又是楚太子学习的教材,因此可以将其称为思孟学派的＂教科书＂。思孟＂教科书＂的特点在于：以《诗》、《书》为教材,来教书育人,申明为人、从政之道;以礼乐教化为手段,来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以明德、有德为最高培养目标,来统率诗书礼之教化。     

从《性自命出》看郭店儒简的教育思想

儒家教育思想是儒家先人在充分理解人性的基础上而构建的一套注重从根本、源头上来和谐社会秩序的学说。它不仅是社会和谐理论创制的难点,更是现实为政实践的难点。儒家在此为我们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精神财富。     

从《性自命出》看郭店儒简的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不是前人所说是为人治,它是儒家先人在充分理解人性的基础上而构建的一套人法相济、德刑并施,注重从根本、源头上来和谐秩序的社会学说。它不仅是社会和谐理论创制的难点,更是现实为政实践的难点。儒家在此为我们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精神财富。     

从郭店儒简看封建伦常学说的逻辑发展

儒家之学,终为秩序之学。孔子奠其基,中经子思、孟子的丰满,后经荀子的批判,董仲舒的调和,最终成就了影响中国千年的封建伦常学说在西汉的确立。它们在维护封建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以及封建社会自我内在秩序的和谐稳定方面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创制的逻辑在民族文化复兴的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     

亦僧亦俗话人生——试论儒佛融通的人生观对丰子恺文艺创作的影响

本文从儒佛融通的视角切入,考察了丰子恺对于人生价值、人生境界、人生修养的看法,揭示其儒佛融通的人生观对他的文艺创作的影响。     

公孙弘儒法结合的思想理论与实践

公孙弘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是西汉历史上第一个以儒生身份荣登相位之人。他居相位之时,上书请立太学,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又不是单纯的儒家,他的思想中又渗进了不少法家成份,他以儒术缘饰文法,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成功地应用于国家治理,他的思想对西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经与权的统一:孟子之礼再考察

孔子、郭店儒简强调礼本于情、礼以情为据。孟子受礼学历史传统尤其是郭店儒简思想的影响,同时因其礼学主要根于其性论,而性论所彰显的人之自主性、能动性与向善性,致使在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大常原则的同时,又主张＂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性与灵活性,从而体现了礼仪与人情的典范式结合,是经与权的统一。对于礼而言,我们应该既要行乎表,更要谨于内,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得将礼之功能真正而完全地发挥出来,以达致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目标,使礼由礼仪之礼而向礼义之礼转进。所以,任何礼文仪节的背后都存在着深层次的礼意,都是人之恭敬、爱憎等情感的适当表达,因而谨守礼节亦必须以内在的情实为根基,否则就会流于肤浅形式;相反,只要有助于真情实感的表达,也不必过于拘泥于某种固有的形式规定,可以因情而变通,此当是对于孟子＂经与权＂之礼学思想的合理诠释。     

融通儒佛的焦竑文论

焦是明代一位誉著士林的学问家 ,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融摄儒释是其重要的学术特征。宽闳融通的学术态度 ,影响于文学 ,便不必以祖宗陈法及以“古法高格”为依归。认为诗可悟而不可传 ,“与宗门同风”。虽兼融和会 ,但又以儒学为本。他标举治世之音而又以变风变雅为务 ,尚实以矫摹形之习。重实尚用是焦文学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略论先秦儒、道、法家的社会管理观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尚书.尧典》中就已经记载了尧和舜管理国家的事迹。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本文拟对产生于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三大学派各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思想加以论述,以期对当今现实的社会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墨、道、法三家学说与儒家学说渊源关系释证

墨、道、法三家学说在形成与发展时期与儒家学说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是对儒家学说在某些因素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扬,或者是对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进行反动或调整。在师承渊源、哲学方法、思想教育、社会政治以及最后宗旨等各方面,儒家学说对墨、道、法三家学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秦儒、法、道权力制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权力制约思想在以儒、法、道为代表的先秦政治思想中有大量经典论述。儒家从＂人性善＂出发,基于＂民＂的视角,主张运用＂天＂、＂仁＂、＂礼＂对君主的德行加以规范,进而使其在使用权力、治理国家中施行＂仁政＂;法家从＂人性恶＂出发,基于＂君＂的视角,主张君处＂势＂并以＂法＂、＂术＂为手段对＂臣民＂进行严密控制;道家则从＂百姓＂的角度出发,主张君王应遵循＂道＂的原则,以＂无为＂、＂自然＂的方式使用权力、治理国家,强调人之淳朴本性的保存。三家关于权力制约的不同论述在权力制约路径、政策合理制定、政府职能边界和能、权、责一致的指标要求方面对我国现代权力使用和权力规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郭店楚简看先秦儒家的"仁内义外"说

传统观点认为,"仁内义外"是告子的学说,因而不为儒家研究者所重视.从郭店楚简可以看出,"仁内义外"是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结合楚简与文献,我们认为先秦儒家关于仁义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从内外相分到内外合一,再到内外相分的反复过程.孔子已有了"仁内义外"的思想,从子思至孟子,仁义之间的内外关系完全消融,二者皆根于心.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又强调礼义的外在规范性,回到了传统儒家"仁内义外"的思路上.     

论中原文化道、儒、法、释思想内核的形成

道家发端于中原,儒家见用于中原,法家原生于中原,释教首先落脚中原。中华文化的四大思想渊源与中原的密切关系,使它们最终演化为中原文化的思想内核。它们构成了中原文化的最深层结构,规定了中原文化的基本走向,也推进了中原文化的丰富与繁荣。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     

“文革”时期“尊法批儒”的文化现象分析

毛泽东发动“尊法批儒”运动的直接原因在于利用法家厚今薄古的思想为“革命”进行辩护.“尊法批儒”运动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类文化演进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尊法批儒”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必须捍卫其现代性指向,另一方面应当追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完美契合.     

郭店楚简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

郭店楚简儒家文献展示出孔子之后儒家礼乐教化美育观的发展。楚简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社会性礼乐教化观念,对礼乐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道德教化功能上的差异有较明确的认识,尤其是从人性论出发对"乐教"的审美教育作用进行了深刻、细致的论述,是其对儒家美育观的重大贡献。楚简的美育观上承孔子,下启孟、荀,其基本思想与荀子关系更为密切。     

郭店楚简《五行》篇理论结构探析

郭店楚简《五行》篇在整体上是一种体系性较强的儒家文本。它包括德行构成论、社会规范论与人生修养论三个层面,其中人生修养论是联系前两者的纽带,最终达到"集大成"、"达诸君子道"的人生理想境界,在社会功用上则是"邦家兴"的现实关注。这种对理论结构的探索有助于重新思考简本《五行》在先秦儒家思想流变中的地位、价值及其理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