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三种形态探析

＂中国梦＂是要把中国由＂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此可以从社会形态、现代化形态和文明形态三个层面来理解。从现代化程度来说,＂中国梦＂是一种现代化形态梦,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社会＂,经历了西式资本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的发展,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从社会性质来说,＂中国梦＂是一种社会形态梦,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其内涵和本质具有特殊性,以实现＂每个中国人的全面发展＂。从进步程度来说,＂中国梦＂是一种文明形态梦,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社会文明＂,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特征,与其他文明不同,是要重建＂中华文化大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梦＂三种形态的构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探析

和平发展,作为对以对抗方式进入世界体系的大国崛起之路的否定和超越,具有旧式大国崛起无以比拟的世界接受度和进入力,因而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面对这一＂奇迹＂,处于世界不同利益链接点上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心态和认知,这些心态和认知设定了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推进中的若干待解难题。本文以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为背景主线,以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推进为现实目标,重点探讨了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推进中的几大深层应对：＂韬光养晦＂待正解,＂地缘冲突＂待破解,＂共赢困境＂待化解,＂崛起目标＂待深解。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     

章太炎、孙中山的“封建”论

和黄遵宪、梁启超、严复一样,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中国人的封建观。章氏＂封建＂论的基本点是：前近代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两国近代化的基点有别。孙氏＂封建＂论的基本点是：＂中国两千多年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继起的是＂君主专制＂,以＂民主共和＂取代之是民权革命的任务。他们的＂封建＂论,不仅是融通古义与西义的新名＂封建＂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真切认知民主革命的＂窗口＂。     

李达唯物史观研究论析

李达融实践、批判、创造于一体,以唯物史观为缘起研究＂吾党哲学的根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考察＂中国目前的出路＂,以唯物史观为依据＂改造社会科学＂,为唯物史观普遍原理＂化＂成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人才理论在新世纪的发展与创新

伴随着新世纪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攻坚深化,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第三、第四代党中央与时俱进,在五大方面创新发展了邓小平的人才理论。从＂关键在人＂到＂以人为本＂,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资源＂,从＂优先发展教育＂到＂人才强国＂,从＂党管干部＂到＂党管人才＂,从＂两个尊重＂到＂四个尊重＂,体现着传承发展和创新。     

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近年来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拿来主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如各色各样的华人形象、中国功夫、中国的风土人情,等等。好莱坞将中国文化元素＂拿来＂有拼贴、移植和融合三个层次,建构的也是＂美国式的中国文化形象＂,即＂美国式的中国人物形象＂和＂美国式的中国国家形象＂。好莱坞之所以将中国文化元素＂拿来＂,主要基于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占据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以及中国有着丰富的故事题材等原因。     

科学发展观的三大理论渊源及现实意义

通过分析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三大理论渊源包括：一、＂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的发展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二、科学发展观＂顺应时代潮流＂,借鉴国外最新发展理论。三、科学发展观＂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演变

＂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文化之根,其内涵逐步发展演变,经历了先秦时期天尊人卑、天道自然、天人同性、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参,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唐代刘禹锡＂天人交相胜＂,再到宋代张载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这种天人之间统一、协调的哲学观念,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中的天地崇拜、生产、医学养生、生态意识、文学观念等各个方面,丰富并发展着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教师职业道德的社会学审视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青少年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人们常把教师比喻为＂红烛＂、＂人梯＂、＂春蚕＂、＂园丁＂,意在表达教育这一职业的无私和伟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教师甚至和＂天地君亲＂并称为＂五圣＂,可见教师的地位举足轻重。     

论民间外交的开展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高度重视和成功开展民间外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更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成就的亮点。在建设＂和谐世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民间外交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重视发挥民间外交在建设＂和谐世界＂中的重要作用,既体现了中国人民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相结合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外交工作的新要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促进法治湖南建设的法律监督实践与完善

法治湖南建设是一个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法律监督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是维护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障和法治湖南建设的题中之义,在法治湖南建设中的具有重要地位。湖南检察机关在服务法治湖南建设的实践中,在统一性方面提升法律监督的水平,在地方性方面突出法律监督的特色,在自身建设方面加强内外部监督。从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拓展法律监督范围、规范法律监督程序、改进法律监督方式四个方面完善法律监督,促进法治湖南建设。     

故事、品式和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

"故事"流行于两汉,指"旧事"、"往事前例",据之以行"吏事",西晋被规范为"常事"的"品式章程",而收存它的档案亦称"故事",后又为一种史学体裁的名称。"品式"亦流行于两汉,许多制度都分品有式,品、式结合。"式",样也,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魏晋时"品式"更加盛行,"常事",即一般事务,都有"品式"和"章程",品式与章程往往结合一起。西晋时,赋税被视为"常事",有"品式章程",留下了"品式"制的一个最宝贵的实例。"式"(样),用作"比","依样定户等上下",是西晋"户调式"的主要功能。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中国特色“法治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走了一条“法治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把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加强法制,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而逐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走这样一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需求和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     

固本兴邦 长治久安——学习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改革中对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经济、法律的手段,更需要道德这一特殊手段,强调“以德治国”在目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德治”和“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各有其职能,不可顾此失彼,二者的正确结合,才是关于国家治理的固本兴邦、长治久安之道.     

戊戌维新与“近代救亡的中国观”的中级形态

清楚地意识到列强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批判地继承洋务派思想的基础上,康有为等维新派把“近代救亡的中国观”推向了中级形态：中国幅员辽阔而物博,人民广众而聪颖,文化悠远而深厚,居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惨败于东瀛日本,遭遇列强瓜分,乃奇耻大辱;唤醒人民的自强意识,建设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才能免于亡国灭种,进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根本途径是变更政治体制,以此带动军事、经济、文化的更新;服务于变法救亡,需要进化的历史观、自由平等的人权观、主权在民的国家观以及冲决网罗的批判精神。宣传救亡、推进改革、更新观念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不朽功绩,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不够,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认识肤浅,找不到变革中国的根本动力和现实方法,导致了变法运动的失败。     

法治：坚固的虔诚

法治是这几年被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法 ,法治表征的是一种状态 ,具有安定、和谐和秩序井然的意义 ,同时又是一种行为方式和办事原则。在法治的条件下 ,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将得到终极关怀。法治以其合法规律性、合价值性而为我们向往。建设法治国家 ,一方面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 ;另一方面 ,更要形成人们对法治精神的理解和追求 ,而这两方面的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正是完成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不可偏废的两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