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CSSCI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程度高,制度自信显著增强,且与其社会治理效能感高低密切相关。其中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有效性治理效能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即获得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而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则呈倒“U”型关系。因此,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建立“结果—过程”并重的治理效能评价机制、坚持“利益—价值”并举的优势认同引导机制以及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之举。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时代契机、运行机制与行动方略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是在对“乡村善治”时代议题回答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证成的理论根基之上,乡村治理共同体根据乡村治理的现实议题开展实践创新,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辩证统一。随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内生出多元主体在场、治理秩序认同、主体利益联结、治理行动协同以及治理成效分配的运行机制,完成了传统乡村治理文明向现代乡村治理文明的深刻变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以共同体逻辑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着力于实现制度与组织势能向基层治理效能的转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格局、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和乡村群众参与治理通道、探索“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实践路径,从而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治理蓝图。     

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及完善我国产权治理结构的思考

综述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及其发展态势,详细评价了存在的不足.在阐释产权影响公司产权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基于明晰产权能减少交易费用提高产权效率的现代产权理论,提出完善我国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治理结构的构想.     

略论农地国有永佃

农地产权明晰是农地产权市场化的前提。我国农地产权最为现实的制度安排是国有永佃模式。作为一种特殊的“农地农有”方式,农地国有永佃为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通过“限制存量、放开增量”合理扩大农地经营规模创造了条件。     

转型期农地产权绩效之谜的一个简要考察：模糊产权的视角

转型深化期的农地产权改革需要正视农地产权的模糊性。文章从产权与市场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地模糊产权优于俄罗斯早期农地改革,同时滞后于我国城市土地产权改革的绩效之谜问题。得出对于具有明显制度转轨特点的我国而言,产权与市场都是决定绩效的重要因素,适应各阶段市场发展的农地产权模糊度是农地产权改革的内在要求。减少政府的产权管制、提升农民的产权行为能力,以及完善当前包括农地市场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市场,这些我国现阶段农地产权深化创新的关键,可以使农地产权在市场化的自由交易中内生的选择最优模糊度,从而打破城乡的二元土地制度,最优化农地绩效。另外,这个过程需要特别注意政府与市场在职能和边界上的划分,保障和吸取各地产权探索创新的试错性,在赋予和农民行为能力相匹配的产权权利时,要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的行使能力,最后还要注重农地产权改革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影响农地产权非正式制度的形塑机理,租值耗散的经验定量特点以及模糊产权的自发演化理论含义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现代化中的空间秩序与治理演进——中日空间治理政策的一个延伸比较

治理形态是空间秩序与治理体制耦合的结果,实现“空间—治理”结构再造是每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围绕“空间—治理”问题,中国和日本都有若干典型案例：日本明治时代就开始了“市政合并”的探索,后来又逐步形成了“广域行政”等一系列经验做法;四川省成都市的治理单元重组和浙江省瑞安市的县乡权责重构则在国内具有标杆性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通过空间秩序的优化重组实现传统乡村向善治乡村的加速演进。对此,应综合运用空间单元重划、治理单元重组以及产权单元重构等方式,探寻适应中国乡村现代化实际的改革框架。     

论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当前"乡政村治"格局主要受土地制度、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基层自主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行政化、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乡村精英外流等诸多挑战。因此,从"乡政村治"向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共治"转换是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完成政府的现代转型,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转型,推动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论地权的基本内涵与地权模式的时空差异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制度。对以耕种土地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乡村地区来说,土地制度对其它相关制度有很强的决定作用。本文扬弃了将地权理解成狭义的产权,转从汉语的本义来理解地权之"权",认为地权包括了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三重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模式存在三种"权"依次凸显的历史演进,当前正在发生的是地权的产权化过程。进而从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代中国地权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地权模式的区域差异。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探讨了地权模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不同的地权模式对于乡村治理形态会有相应的影响。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政策意蕴和实现方略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乡村振兴战略重要制度供给,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成逻辑为线索,由农业合作化争权、承包责任制还权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权的产权强度演变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的转型过程,并解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政策理论意旨、政策实施目标、政策推进手段等方面的政策意蕴。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框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具有不同的改革方向,一方面着重解决改革成果合法性、集体资产管理有效性、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发展及乡村治理效能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法律手段完善改革成果合法性、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培育“自主发展型”集体经济组织和提高村庄治理效能等方式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农村土地交易制度研究述评

土地是中国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亦是农村最有价值的资源.在农村土地的交易问题上,目前的研究已经提出将市场化改革作为农地交易改革的突破口,并就此目标推出部分地区试点研究.通过梳理有关“农村土地交易制度”的学术文献,从农村土地产权、农村土地交易的界定、农村土地交易的模式和纠纷进行综述,归纳未来研究的重点:农村土地交易制度改革的顺序问题;农村土地交易矛盾持续不断;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国家“公益”征地矛盾问题;产权权利束的划分与突破.     

治理内部化: 基层区划撤并的效能及其限度

乡镇、 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撤并的本质是治理内部化的实践, 即由彼此构成外部关系的多个区划单元转向内部关系的单一区划单元, 以期降低基层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基于四川省基层区划撤并的案例考察发现, 一方面, 改革直接导致区划单元减少, 数量过剩的行政和自治组织领导需要凭借竞争方式产生, 从而提高了组织的素质能力; 区划半径的扩大为基层赋权构设了条件; 区划制度壁垒的消解降低要素资源的配置成本。 这项改革总体上实现了降低各类交易费用的预期目标。 另一方面, 在既定的基层政治体制、 产权结构、 社会基础等条件约束下, 基层区划撤并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外部约束薄弱的乡村组织权力, 助推了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化方式, 并诱致新区划空间内部制度建设和情感认同的非均衡性。 所以, 治理内部化实践降低了若干项治理与发展交易费用的同时, 在体制、 产权等结构未发生实质转型的情况下, 短期内实则追加了部分交易费用。 由此, 未来基层区划改革应兼顾拆分、 撤并等类型的技术原则以及拓深改革内容。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SICP范式、路径及其内涵

“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而其焦点在于农地产权流转创新及其市场化程度,受制于历史习性、制度特性（制度模糊、产权权能虚置）等约束,我国的农地经营流转制度还很不完善。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农地产权市场化流转的关键是解决农地资产产权的权能配置及其合约激励问题。不同的合约权利结构（S ）决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I ）的本质,而主体行为选择（C ）的方向及其获得的绩效水平（P ）既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又是引致制度变革的原因。文章整合多学科理论,以承包合约的静态与动态权利结构分析为起点,提出基于“权利结构-制度变迁-行为选择-绩效”之联动关系逻辑的“S IC P”范式,为新形势下我国农地产权流转制度的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框架和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