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新探索

该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区划的现状,以现有的行政区划理论研究为基础,从新角度透析行政区划改革,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区划改革的全新思路——开创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行政区划改革途径,论述以设置大区为特点的中国五级行政区划改革设想。     

关于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考

行政区划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关系到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的效能,关系到资源科学配置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随着撤乡并镇、强县扩权等地方行政区划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推进省级行政区划改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分析了学术界关于现阶段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创新市制是现阶段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重点,跨省区域治理是中国省级行政区划改革的必由之路。     

我国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对策研究

随着北京、上海成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职能管辖范围基本明确化，案件办理逐步正轨化；机构设置不断科学化，业务人才不断专业化，工作机制不断规范化。但是，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仍然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立法较为滞后，层级设置不合理，案件管辖规划不科学，机构建制不明等瓶颈。为促进继续深化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构建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体系，要从明确法律地位、建构组织体系、完善管理体制三个方面着手，全面落实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政策，促进权力跨行政区划落实落地。      

现行省级行政区划如何改革

金太军、汪晏艳在《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中撰文指出：以省级建制调整为核心的行政区划改革是现阶段行政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我国现行省级行政区划的设置不够合理，存在诸多弊端，包括直辖市数量过少，发展水平悬殊，分布不平衡；省级行政区界犬牙交错，资源性矛盾突出．破坏经济区域的完整性；城市辐射功能弱化，地区发展不平衡，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因此，应以优化地区布局和强化经济全方位辐射为基本思路，以增加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划小省级行政区划规模为中心，以增设直辖市、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为重点，     

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行政级别、规模范围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区划设置是国家区域治理重要的制度规划，政府以层级式、分块式的区域划分实现对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由行政级别、规模范围两个维度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制度(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密度)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行政区划制度包含层级式与分块式两个维度的设计规划。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行政级别设定确定了不同层级城市的职能权力、财政规模，建立形成了区域内梯度化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范围的管控对城市客观存在的扩张需求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区域及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设计、政策引导。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分别由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三个维度提出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影响的研究假设。研究再利用2003—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行政级...     

基于灰色聚类评价的省区增设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行政区划设置中省级行政区规模过大的弊端越来越突出,这不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以各省区2003年的人口、面积和所辖县级行政单位为定量评价指标,通过灰色聚类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1)现有省级行政区可分为划分型、合并型和稳定型三类;(2)全国可划分为44个省级行政区.     

中原经济区行政区划权力研究

分析了行政区划权力的性质和价值定位,认为行政区划权力作为一种法律权力,其蕴含的效益、公平和民主价值决定了其下一步的发展路向。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权力归属格局决定了中原经济区行政区划面临不少的阻滞因素。有必要对中原经济区的行政区划权力进行原则和制度重构,保证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协调,促进行政区划管理重心下移和行政区划层级合理简化,设定初级和最终改革方案。     

五代行政区划单位"军"的形成

"军"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出现于五代中后期。满足军事需要和保障重要资源供给,区划内存在常驻的武装部队是军设置的原因和特点。军的得名与唐中后期形成的"以军目地"的习俗、行政地位的提高、特有军政合一管理体制的存在有关。军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在五代的出现,是唐宋时期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陈朝政区地理札记二则

以往学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区划的研究多采取截取时间剖面进行静态考察的研究方式,文章在陈朝行政区划的两个问题上通过动态考察的方式,结合政治史的视角,得到了与前人观点不同的结论。研究发现,在江北之地入齐后,陈朝为安置鲁悉达部曲,在江南设置了新蔡、高唐、齐昌三侨郡,隶属于北江州,一直延续至太建北伐后部分侨郡尚存在,这在以往为学人所忽视;侯景取淮北后,大量改易行政区划,传统观点认为泾州与石梁为一处,认为泾州当是阳平郡,与石梁异处,这一调整一直延续到北齐和陈朝对淮南统治时期。研究结果对《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等著作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商榷。     

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沿革述论

我国从公元前688年设置县级行政单位，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萌芽的出现，其制度发展经历了建立一郡县制、发展一州制、变革一道路制、完善一省制4个时代，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其沿革从未中断，传承也最为完整，这在世界行政制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以把握其发展脉络与本质特征。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行政区划改革与重构——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为例

国内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日渐显现,是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均衡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但与此同时,客观存在着的行政区划壁垒、政区间恶性竞争等消极因素影响地方政府间合作联动,对区域治理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面临着改革与重构的巨大压力与现实需求:即如何建设新的区域管理制度,来打破现有的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划体制,消除其碎片化的负面因素,形成一个跨区域同时又是完全融合的无缝隙的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以消除内耗,达到区域间利益的平衡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促进区域内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共同发展繁荣。基于复合行政、区域管治、联合治理等理论基础,结合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实证分析,可以探讨如何通过地方政府间机构、制度、政策、利益等方面的合理安排进行行政区划改革与重构,最终建构起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的区域行政区划体制。      

中国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行政协调

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存在一些弊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阻碍经济的区域化。中国的经济区域化表现为:出现超出一个或几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出现跨相邻的省级或其他级别的行政区的小于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应突破目前的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以经济区域化发展为依据,在三个层次上设立新的行政区。也可以不改变行政区划,只设立经济协调机构,赋予相应的权力。中国近期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应将经济的区域化与城市化结合,对行政区划进行相应调整。     

行政法第三形态视角下行政主体研究

我国传统行政主体理论存在概念界定混乱、范围模糊、责任主体虚设等诸多缺陷,传统理论中一般认为行政主体只包括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三形态是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新选择,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国家职能的转变而建构的,行政主体理论应随之革新。比较与借鉴西方主要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在以民主为核心的第三形态视角下重构行政主体,应将行政主体范畴从传统理论上的“行政机关与授权组织”扩充到行政法第三形态视角下的“行政机关、授权主体以及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其他组织”三种类型。     

绿色经济视阈下农业依法行政环境调适研究

绿色经济条件下行政环境的需要是确定农业行政管理基本任务的客观依据,对农业行政管理活动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农业行政管理模式仍然处于不完全的管理行政模式,即管制行政模式阶段。在构建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下,必须对政府农业行政职能作出全面及时的调适,构建全新理念的法制体系、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以适应发展需要。     

行政法的合作理念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公共行政演变的分析

随着公共行政的演进,服务行政呈现出以"权力"为中心的恩赐形态到以"满足公共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直至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之发展脉络。服务行政是对秩序行政的发展,而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理念则是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昭示。公共行政发展与行政法理念革新一直存在互动关系,行政法合作理念的确立,应在行政观念、行政主体、行为方式、行政救济等领域得到具体体现。     

中国行政机制的环境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从生态维度上关注行政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全球发展的态势。在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过程互动关系日益强烈的中国,行政和环境之间也具有了某种相互连动的内在结构。在中国,对行政机制有重大影响的生态环境主要是社会系统视野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技术网络视野下的行政沟通环境。实现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前提是要建立起内外平衡的行政机制,实现行政机制与其环境之间协同发展的生态平衡。     

论行政效率的提高

行政效率是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行政管理活动效果的重要衡量标准。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也是行政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行政效率体现在行政管理的各个程序、各个层次和各个环节。研究行政效率在理论上、实践上和行政管理学学科发展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认清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现状 ,提出行政效率提高的途径和方法 ,更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大都市区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扁平化改革探析——基于深圳的实践

扁平化的区划体制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深圳先行先试区划体制扁平化的"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取得了许多积极性的成果。深圳扁平化区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现实挑战,对我国其他大都市区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