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楚辞丰富的内容给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深远的影响,从神话传说、仙人、鬼魂到采摘花草果实等方面,后者对前者都有着广泛的继承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

志怪小说表面上“张皇鬼神 ,称道灵异” ,其实质是对生死、性爱、安全的关注。而这种内心情感的萌动与渴望 ,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 ,但它却在神道世界中实现了 ,神道世界则成为志怪小说潜意识的载体 ,这才是志怪小说作家认为“神道之不诬”的真实原因。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文人创作志怪小说的一种潜藏心态 ,这是介于教徒“自神其教”与“有意为小说”者之间的一种创作心态     

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宣佛思想倾向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带有明显宣佛思想倾向的就有１０ 多部，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集中反映了真佛的实有、佛经佛像的灵验、精神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地狱观、佛法胜于道巫等，从而构成了此时期宣佛志怪小说的特有思想内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妖怪形象及其文化意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大量的妖怪形象,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魏晋之妖既能幻化为"全人"形态,又具有一定的物性特征;大部分妖怪不仅作祟害人,且有了媚惑人的手段和狡猾的特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情味。这些妖怪形象与当时的鬼神信仰、世风时俗、社会风气等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副词"都"研究

范围副词“都”起源于东汉 ,发展和完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都”反映出它在语义和句法结构两方面的重要发展和创新 ,为其后取代“皆”准备好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序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是张庆民在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撰写的学位论文。     

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志怪的传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志怪小说创作进入高潮。佛教志怪的编撰者,主要是佛僧与信佛的士大夫。而佛教志怪的传布,亦主要有赖于僧侣与士人。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鬼神世界别论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神鬼故事,尤其是长期以来被视为封建糟粕一类的神鬼故事蕴含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这类作品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其深刻性和广泛性在当时其他文体的作品中都是极少见到的。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鬼神世界别论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神鬼故事，尤其是长期以来被视为封建糟粕一类的神鬼故事蕴含着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这类作品是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其深刻性和广泛性在当时其他文体的作品中都是极少见到的。     

魏晋南北朝志怪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的表现形态及其意蕴

人与异类超现实婚恋遇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与先秦诗赋里的人神恋相比,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超现实婚恋遇合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异类形象直接显现,并与人间男子(或女子)发生性爱纠葛,异类女性具有美丽的外形,在性爱上表现出积极主动。这种表现形态的变化折射出世俗社会男人的好色和性幻想。     

浅析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多元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 ,是精神自由和解放的年代。本文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分析 ,展示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丰富性 ,以及它对中国整个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试析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的系统性

从构件之间的相互联系、汉字形体记号化所呈现的序列性、形体异写的趋简性和类推性三个方面分析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所体现出的系统性,澄清过去文字学家们所谓"六朝书体,满目蓁芜"的片面认识。     

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探析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又是妇女生存和活动的主要空间。在汉儒礼教思想统治之下,家庭权利为男子所独占,“男尊女卑”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家庭地位有显著提高,这可以从妇女的社交、夫妻关系及教育子女、管理家庭事务四个方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     

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的酝酿、形成和发展

山水诗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 ,是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它是这一“人的自觉”时期人对自然审美情感觉醒和对文学自然规律认识的反映。魏晋时期是山水诗的酝酿阶段。“巧构形似之言”的山水描写受到了玄学思潮的阻遏 ,但是由于玄言诗人需要以自然山水作为“悟道”的触发媒介 ,使得山水描写得以蓄积力量。山水诗的形成在晋末 (刘 )宋初。谢灵运是第一个以大量自然山水描写奠定了山水诗形成基础的诗人 ,但是他的诗作还没有脱出“用形象说玄论道”的范畴。使山水诗完善并趋向成熟的有影响的诗人是谢月兆 ,他在题材范围及情景关系方面有所创新 ,使山水诗得以正常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嬗变过程 ,反映了自然审美的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密切联系 ,也反映了文学沿着独立化进程趋向自身完善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价值观

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价值观的主流。在分裂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的景象,而且科学技术领域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优秀的科学成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时,注重穷根究源的理论探索以及发掘科学自身的美与价值,呈现出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以及追求科学自身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工具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盛行,与价值理性的科技价值观并驾齐驱,各领风骚。     

魏晋南北朝"什伍"之制与乡村社会控制

魏晋南北朝的“什伍”之制上承秦、汉。作为封建政权基层管理的最末梢组织和对民众实行连保、连坐的法律控制方式,由于当时的动乱背景,“什伍”之制为当时的许多封建政权所实行。本文在分析此时“什伍”之制尤其是“什伍连坐”的种种表现后认为,此时作为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重要手段的“什伍连坐”不仅有沿袭,而且也有修正,同时也有顺应当时乡民聚居形态变化的一面。这种和户籍管理紧紧相扣的制度是我们认识封建政权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方面。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

祥瑞灾异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其发生和出现代表着上天对君主的赞美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祥瑞灾异学说特别发达的时代,也是祥瑞灾异被频繁应用于政治生活的时代。这一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现象的解释和事务的处理三个层次,为隋唐时期祥瑞灾异管理的制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释氏诗”札记六则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中古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文章对其中释氏诗中六处异文作了考订。认为“忘妙”应当作“志妙”、“玉润”不当作“玉涧”、“涧生津”应当作“润生津”、“海沤”应当是“海区”、“闵吴”应当是“关（关）吴”、“去流”应当是“法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