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女性解放

陕甘宁边区是抗战时期全国民主运动与英勇抗战的典范。为了将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推动女性身体解放,积极倡导放足与婚姻自主运动,赢得了广大农村女性的支持。同时通过组织化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整合了边区农村女性社会力量,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自己的后方保障。     

试论移难民与大生产运动——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考察简

抗战时期，面对大量移难民迁移到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想法设法救济安置，在财政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实行以工代赈，组织移难民参加生产运动。此举不仅救济了边区内外的移、难民，还增加了整个边区的劳动力，大大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在救济优待移难民过程中赢得了民心，为最终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延安时期外来新女性对陕北妇女解放的积极作用

延安时期外来的新女性以其新的女性形象和生活方式不自觉地影响着陕北乡村妇女的主体意识,同时在新女性大力宣传妇女解放理论、积极投身农村扫盲运动、对陕北乡村妇女进行放足、新法接生训练、充当边区政府和妇女群众的桥梁,积极为边区政府制定合理的妇女政策献计献策等一系列努力和带动下,陕北妇女开始走出家门,积极参政议政、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文化,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发生了翻天当地的变化。     

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以延安县冬学为中心

革命视域中的新文字是劳苦大众的武器,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延安县为中心,试办新文字冬学。新文字在边区历经试点、推广、整改三个阶段。面对无法走出困境的新文字冬学,1943年,边区教育厅悄然终止了新文字运动。中共推行新文字的直接原因是解决汉字扫盲的困境,内在动力是特定情境下,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检讨边区新文字运动,虽则存在干部重视不够,教员素质低,知识分子抵制以及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等诸多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字改革带来的文化大众性与民族性的紧张。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

由于陕甘宁边区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在边区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加之文艺工作者的广泛宣传,深受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劳模运动;劳模运动经历酝酿、快速发展和全面高涨三个发展阶段;劳模运动为边区群众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对边区经济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进了边区的社会变迁,同时给其它根据地发展也树立了榜样。当前,从政权建设、群众运动以及社会改造等方面探讨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启示,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几个问题

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一是扫除文盲,二是提高民众的政治水平、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由于传统的文化背景、民众对识字的生理和心理负担、在社教中强化政治教育而弱化识字教育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多种原因,使扫盲的实际效果与扫盲理想相差甚远。边区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比较彻底的社会动员,后者显得更重要、更突出。民众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中共在乡村政权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实现了在边区乡村权力主角的转换,并通过社会教育控制了全部乡村社会资源。     

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政府确立了社会教育与抗战、生产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全面介入到社会教育中。通过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在向民众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进行了宏大的政治宣化。民众在接受新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同时,也开始接受新的价值观。社教活动成为民众与中共信息互动的媒介,中共也凭借社教活动开始掌控基层民众,进而全面掌控乡村社会资源,政治、社会教育与乡村社会实现了良性互动。     

论陕甘宁边区的科学大众化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敌后战场遭受日军的巨大压力 ,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根据地一样经受着严峻考验。 1940年党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成立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 ,发起科学大众化运动 ,用科学的力量解决边区的经济困难和人民的生活问题 ,支持各根据地抗战 ,以渡过难关。这里围绕这次运动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了探讨。     

科学与迷信的正面交锋──试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反迷信斗争

世俗迷信与宗教迷信的交互影响，无穷的战乱和无休止的灾祸的直接作用，以及由此造成的缺医少药、贫穷落后的恶性循环是陕甘宁一带迷信盛行的主要原因。抗战时期，中共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加强生产建设的同时，从人们的实际需要和觉悟程度出发，主要运用科学文化知识与手段，组织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向封建迷信展开了不懈地斗争，并与边区社会改良、医药卫生运动和文艺革新运动等项工作紧密结合，取得了初步成效，具有重大的历史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 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审视

[提要]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区曾经是一个封建落后、陋习盛行的地方，妇女社会地位十分低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建立，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政治保证，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又为边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契机。面对边区妇女过去的悲惨生活，中国共产党以边区妇女为中心，从文化教育、放足、改革婚俗、妇女参政议政等方面领导了边区妇女解放运动。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走上正规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都始终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融为一体。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不但提高了边区广大劳动妇女的地位，改良了边区的社会风气，还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使边区广大妇女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运动为新时代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妇女事业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聂荣臻与晋察冀前期的新文艺运动--晋察冀文艺史分期的学术思考

晋察冀文艺史50余年的研究中,分期的理论依据存在着明显的非客观因素,边区创始人聂荣臻在边区创造性地执行党在抗战时期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繁荣边区新文艺创作,丰富党的文艺管理思想的实际贡献,一直没有得到学术上的充分讨论.史实说明聂荣臻在推动边区前期新文艺运动中,主要起到三方面的重要作用边区前期精神文化建设的规划者、组织者、实施者,边区前期新文艺运动方针的直接确认者、主要倡导者,边区前期新文艺运动内在基本矛盾的辩证阐释者.     

中共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本文论述了抗战期间中共与民主宪政运动的互动关系。认为：中共不仅为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途径，保证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健康发展，而且牢牢抓住宪政这面旗帜，团结、教育和锻炼民主力量，形成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多方位冲击，为后来中国政治的进步打下了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艺术轻骑——新洋片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总后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化界人士和文艺工作者积极推动“文化下乡”,为发展边区文化,丰富边区的文化艺术生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延安的美术工作者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鼓舞下,从窑洞走到街头,创办了大众画报,开设了街头画展,建立起街头艺术台等等,努力使美术工作与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变迁的取向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着复杂而剧烈的变化。在中共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同时边区政治文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它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边区人民政治认知逐渐丰富,并且趋向于民主化;第二,边区人民政治情感具有比较明显的变动性,但总体上支持和认同边区政府;第三,边区人民政治态度相对来说高度统一,且趋向于革命化,边区各阶级、阶层对革命持肯定态度;第四,边区人民文化水平日渐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提高,政治信仰开始取向于马克思主义化。     

地方性高等院校与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渝黔川边区为例

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都市化背景下,出现了横向边区聚落和纵向代际生成的文化现象,有必要对其进行横向与纵向一体化的研究,而地方性高等院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连接政府机构与社会力量的桥梁,它承担着四重任务:记录、保存、文化创新与经济转化。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业改良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在进行减租减息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广泛的农业改良运动。边区兴修水利工程,发展农田灌溉事业;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这些改良措施促进了边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农村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民族国家话语下的边区戏剧革新——以延安戏剧革新为例

在抗战的特殊时空下，强大的政治势力开始全面介入戏剧之中，戏剧的娱乐功能开始弱化。改造传统戏剧以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舆论工具，同时也成为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政治任务。民族国家话语主导下的戏剧革新运动中，延安戏剧革新始终走在边区乃至整个全国解放区的前列，并引领中国文艺界的戏剧运动。延安戏剧革新开创了中国戏剧民族化、大众化的先河，延安戏剧运动创造的“中国范式和中国作风”成为中共抗战宣传的有力工具，在调动民众抗战热情，唤醒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上起到难以估量历史作用。     

20世纪 3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电影文化运动

以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为标志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 ,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运动从兴起到抗战全面爆发 ,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战 ,使左翼电影深入社会各阶层 ,大大传播了中共的意识主张 ,发扬了进步电影艺术 ,显示了夺取新的文化阵地的力量。     

“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及当代启示

“吴满有方向”是学习吴满有运动中的口号和目标，即经济上是要努力成为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成为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吴满有方向”不仅是一场农业领域的学习劳模运动，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文化视角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探索。边区党和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劳动效能、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村“冒尖户”、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等体现“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理念不谋而合，对当前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致富也具有借鉴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这一实践在根据地建设中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利用和改造农民易于接受的旧式互助合作生产的形式,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最大限度地动员了边区的劳动力资源,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出,帮助边区人民找到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好方法,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合作社这一生产组织,形成了广大民众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建设、维持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