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小说与元小说性

文章试图对“元小说”这一当代西方文论关键词进行一次理论梳理。文章认为,一个对元小说比较全面的理解,应当兼顾其作为批评概念的稳定性与相对性。在这个立场的基础上,文章将此概念区分为元小说与元小说性,并提出前者是一个文学类别的概念,而后者是一个文本功能的概念,一个动态的小说发展史应当是上述两种视野相互补充的产物。     

辽、金、元科举制比较研究

通过断代间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辽、金、元三代在对科举功能认同度、科举程序、所设科目与内容及登科人数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三代的学校教育普遍受到了科举制的影响。在"民族"这一维度上,三代科举制虽各具独特的民族色彩,但实际上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通性:辽代虽最终"面向汉藩",但主要"面向汉人"的政策显示出了契丹人自身尤其是其统治者长期不屑科举的一面;金、元两代直接凸显出了强烈的民族歧视。辽、金、元三代科举制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元好问、严羽唐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代表人物的元好问与严羽可作为双方代表。元好问与严羽对唐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提倡唐诗的自然浑成、刚劲豪放和诗歌悟境;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唐诗的评价多侧重于思想内容,且态度较客观中允;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俨然以盛唐为法,对中、晚唐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唐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关于元评估

本文阐述了元评估工作的重要意义 ,并对元评估活动所依据的原则 (客观性、整体性　全面性、综合性 )、应遵循的程序和采用的方法 (元研究方法、系统方法、评价方法、模型方法 )作了系统论述。元评估活动将对提高各级领导决策的科学性和自觉性 ,推动社会各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与自然界协调而持续的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     

论元好问对元散曲的开创之功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最早进行散曲创作的作家之一，又首开元散曲自度曲以及隐逸情调的风气。元散曲这一新兴诗体，在他的手中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完成了由词向曲的演化而基本定型；元散曲叹世归隐主旋律的形成，也深受他的影响。元好问对元散曲以及整个元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先导开创之功     

康德、元伦理学与后果论

当代功利主义者或后果论者从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相容的,而如果我们从规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反驳。但是即使从元伦理学来看,康德主义与直接后果论也是不相容的,而与一种间接后果论,即配得幸福论或应得后果论是相容的。康德不是直接的后果论者,而是直接的义务论者,而直接的义务论与间接的后果论是可以相容的,康德作为直接的义务论者能够同时是间接的应得后果论者。     

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考

刘禹锡、柳宗元与元稹、白居易交游的始年,学术界要么漠视,要么避而不谈,实在绕不过去则存疑,则云早年交游无考,如为这些诗人作年谱、编年笺注的朱金城、卞孝萱、陶敏、施子愉等,大致不外乎这几种情况。但事实上,对这段历史中的人事关系作一个精细的梳理后,便能发现,刘、柳与元、白的交游始年当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考定刘、柳与元、白交游始年在贞元十九年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点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贞元、永贞、元和之际当时复杂的人事关系,尤其是对元、白早年的政治态度和倾向,能够得出新的定位和思考。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元叙事与互文性

元小说大致有三种类型:自反式元小说、文本元小说、类文本戏仿式元小说.由元小说产生的元叙事和互文性大量出现在现代派小说之中,造成了现代小说叙事的重大转型.每一部具有创造性的现代派新小说不仅是"什么是小说"这种先入之见的产物,而且它还改变这种先入之见,它本身也生成了一种得到修改的小说观念.     

施事论元主语句与地点论元主语句

图形-背景理论最早由丹麦心理学家罗宾提出,这一理论被认知语言学家用来从认知角度解释语言结构,其中在对介词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事实上,这一理论也可被用来解释很多其他的语言现象,文章探讨的就是这一理论对论元转换现象的解释.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这里刊出的是两位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篇对话,主题自然是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20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康现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照对话者的看法,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如何“讲好故事”,路径之一乃是“串联”(articulation,又译作“接合”)。“串联”概念源出于斯图尔特.霍尔,旨在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新东西。对话者首先提出了跨学科的“串联”,以问题为中心,将不同学科的视角、方法、观念和理论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观念。以问题为核心,就是强调回到问题本身是研究之宗旨所在。这就触及到所谓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就是将特定问题带回到它们出现的那个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提倡从问题出发、反对理论先行,这就击中了当前一些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的弊端。“关键时刻”概念特指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时刻,是语境的另一种描述,中国和西方目前都处在这一时刻。劳动的贬值,共同价值的衰落,文化的经济化,消费社会的崛起,传媒的影响等,都作为关键时刻的问题凸现出来,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理论如何与大众“串联”,是对话又一重要主题,将文化研究变成公共知识,而非学院派的密语,看来是今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得更好,也更有效,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于是,文化研究议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转向理论生产,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全球化、民族主义及超民族主义

笔者继续近几年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试图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在作者看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得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被突破,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为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应当对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Wade F. Horn,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ummarizes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to child well-being. He explains that “fatherlessness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poo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This connection has led some observers to view cohabitation as a substitute or at least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Horn argues, however, that marriage is the best option for children and that cohabitation is a weak family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marriage. Children in households with married parents do better on almost every measure of child well-being,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come.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行动背后的结构因素,而对行动的动机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近几 十年来,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但现有理论仍缺乏中层机制的支撑。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 解决行动的动机问题,其三个组成部分,即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发展,从而在提供动 机的同时,免于生理或心理决定论。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自我概念的缺乏导致了现 有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将自我概念与场域、惯习等概念相结合,能够发展出一系列解释机制。     

勤勉、严谨、务实、创新——大学生学风培养的目标与途径

学风建设是高等学校的基础性工作.勤勉、严谨、务实、创新是大学生学风培养的总体目标.高校可结合学生的年级特点和任务培养勤勉的学风,通过规范的日常管理培养严谨的学风,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培养务实的学风,结合重大比赛培养创新的学风.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信息社会:概念,原理,途径

什么是信息社会?为什么信息社会是必然的趋势?各国应该怎样来实现全球信息社会?本文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相结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阐述.     

道德·伦理·市场与诗

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问题 ,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元伦理学派虽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假定中推导不出“守道德是理性的” ,但他们却否定不了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不可言说”的伦理之存在。牟宗三说 :“穷知见德” ,说明了那不可言说的道德深而可见。道德是既内在于人的“行” (包括“言”)之中、又显现于人的“行”之外的人的此在品格 ,因而是人“行”中的实存 ,“言”中的含蕴。从语言哲学来看道德哲学 ,就会发现 ,人的语言 (如许诺 )有约束力 ,就在于在最深的层面上 ,人作为人有遵从 (康德哲学的 )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因而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一根滕上的两只瓜。人遵从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 ,即为内在于市场“外在规则” (如法律、产权和契约等等 )之中的“内在规则”。这“内在规则” ,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