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思想转向之逻辑辨

［摘要］郭沫若从个性主义文学阵营转向革命浪漫主义的“革命文学”阵营,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导致其思想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传统文化观念、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精神和“新国家主义”意识以及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郭沫若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渐变到遽变,由服膺到信仰,最终转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参与者。     

法称的逻辑学（节译）

［摘要］印度大乘佛教显宗理论之建构,历经中观、唯识,最后达于量论。作为“六圣”的最后一位即法称菩萨,承续陈那之体系,抽绎其精髓,所作“七部量论”,集佛教量论之大成,其中尤以《释量论》为大乘显宗之终结。特于近代以来,因其梵文原本被发现,故在国际学界影响日深,已成显学。本文分析了法称逻辑学之构成及其独创性,介绍了西方的研究成果,尤以从彼得堡学派到维也纳学派关于法称研究之深度转换为精要。     

论解构及其对翻译的“解”与“构”——解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

［摘要］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阐释活动在解构大浪淘沙的冲击之下,其传统的忠实对等观受到质疑,译本与原文的关系被颠覆,译者和读者的创造性得到极度的张扬,传统的文本观念和阐释策略被推到风尖浪口,解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容忽视。与此同时,解构过分强调文本的隐喻性和修辞性,往往使阅读陷入极度的困境。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主张,虽然颇具辨证的因子,却往往导致极度的相对和虚无主义,文本的阐释也往往出现“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局面,对翻译的影响将是“误译有理”、“乱译有据”,因此,解构最终也难逃被颠覆和解构的命运,留给“理论之后”更加理性的思考。     

试论语料库翻译研究的特色及局限

［摘要］宏观意义上的语料库翻译研究代表了翻译研究中的一种新兴模式,它在研究手段、研究理念及研究目的上均有一定的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程。但是语料库翻译研究方法中的实证主义倾向也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研究主体的价值判断和主体阐释的缺失,为方法而方法的倾向以及语料库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语料库设计中的“设计者效应”、翻译语料库的代表性问题及语料收录的标准问题等。     

译作序跋之诗学意义与史料价值

［摘要］序跋等副文本广泛存在于翻译作品周围,是读者从作品外部走向正文所必经的一道门槛,编者和译者在此设计了一套阅读路线和阐释规则,直接影响并干预读者的解读。译者在此阐发的翻译思想、推介的文学手法,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和史学价值,是建构翻译理论不可或缺的史料,也是中西文学理论比较的重要途径。     

我国商帮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CNKI（2005-2012）数据

［摘要］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抽取了CNKI（2005-2012）有关中国商帮方面的5402篇文献,统计了近八年商帮研究的文献分布、来源期刊、发文机构、发文作者及相关主题,绘制了相关作者和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关系图,概括了商帮研究的基本特点与主要热点,指出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局限所在与未来方向。     

民族研究中的原住民问题（上）

［摘要］在世界各国的民族/族群研究中,有一个特殊的议题涉及到“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或“土著人”群体。这个议题的出现既与这个群体受到的社会关注程度有关,也与近代殖民主义的出现和工业化在全球的扩展有关,还与人权运动的发展有关。现在我国台湾社会把该地区的土著群体统称为“原住民”,在两岸学术交流中有时也把大陆的“少数民族”与台湾的“原住民”从群体演变历史、政府制度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等方面进行比较。本文简略地讨论了“原住民”或“土著人”等术语的使用,介绍联合国对“原住民”或“土著人”的相关定义,并对台湾原住民问题的现状与政策效果进行了讨论。     

满族母语文学之检讨

［摘要］满族有过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创作的文学,并且取得过较高的成就。满族母语文学创作,包括庙堂御制作品、带有个性化特点的私密写作、具有面对社会创作意图的作品、满文翻译文学。清代满族的母语书面文学是在有限历史空间制约之中的舞蹈。中原文学抑止着它的生存。满族母语书面创作处在自然生成,又自然流失的状态。在多重政治、社会及文化因素作用下,清代满族文学主潮体现于借用汉文表达方式的“非母语——汉语”书写形态。以汉族语文做书写工具来成就满族文学,已经成为其自身的主要特征之一。     

敦煌写本《启颜录》笺注（选）

［摘要］英藏敦煌文书中有编号为S.610之写卷一件,该卷最早由王利器收入《历代笑话集》,王利器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定其为隋侯白撰。该卷当是《启颜录》之传抄本之一,且非完本,其文献价值不可小觑。对于该卷的注释,有曹林娣、李泉辑注本《启颜录》5,但注释错误甚多,故选取“论难”7则,重新进行笺注。     

中国的“再疆域化”——十九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

［摘要］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清帝国逐步衰落,被西方列强一步步地“去疆域化”,在随之而来的“再疆域化”过程中,从《圣经》到科学,到法政,传教士的翻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翻译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途径,也是西方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传教士试图通过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打破中国人传统的自我中心的疆域观念,让中国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翻译观及其启示

伽达默尔是现代阐释学理论的主要代表,其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这三个原则中。他的思想对翻译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讨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思想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并就其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作初步探讨。     

“谋杀”抑或“重生”：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启示

［摘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得一直困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作品翻译问题再次备受关注。优秀的翻译使作品生命力在异域得以延续并获得“重生”,而蹩脚的翻译则无异于对原作的“谋杀”。莫言作品的成功传播在于莫言作品的译者都是热爱中国文化、语言能力出众、翻译经验丰富的汉学家及翻译家,同时译者和作者及出版社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交流和合作,这就说明文学作品翻译传播不仅取决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还与包括出版社在内的“赞助人”因素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中后期的地方自治之实施及其启示——从新县制实施效果的角度分析

［摘要］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中国在清朝末年引入了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新县制是国民政府后期所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得到最全面、最认真实施的地方自治制度。政府及各界人士为推行新县制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是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制度和现实脱节,其根源在于政治法律制度不能保障人民享有其应有的权利,人民也无法感受到制度的宝贵和需要。政治法律制度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保卫,这是中国近代很多政治法律制度最终成为一纸空文的根本原因。     

村民自治中民主决策与个体权利的冲突之辨——以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费分配纠纷为据

［摘要］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费的分配上,村民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矛盾主要源于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分配方案。值得我们辨明的是,以民主方式决定的利益分配方案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限度,以及被民主形式遮蔽了的分配根据、结果的公正性和被集体利益遮蔽了的个体权利。所以,以民主决策或决定形式的集体利益分配,仍然有不能被充分信赖的空间,防范的办法就是规定其决策或决定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或准则,并将其贯彻到实际的分配方案之中。这些准则或原则包括成员间的尊重义务、公平原则和优先原则。     

阐释学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

阐释学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科学。阐释学理论关于理解历史性、效果历史、视野融合的论述强调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是一种语言文化的互动活动。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特点及阐释的多样性和客观有效性来服务于儿童文学翻译。     

论现代阐释学与传统道家哲学之契合——兼谈经典汉诗英译

阐释学致力于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现代阐释学彻底否定传统阐释学的客观主义精神,主张作者本义不存在;文本空白,无限开放;阐释者通过视界融合求得理解。但这种理解其实构成了阐释者的此在。现代阐释学的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之间有着奇妙的契合。唯后者更擅诗意空灵的表达。在这诗与思的王国里孕育的经典汉诗天然要求多元阐释。提倡多文本阐释译介经典汉诗,向陌生世界抛出一个美丽的诱饵。     

文化生态环境与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藏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提出藏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藏区自然环境脆弱、以高寒农牧业产品为主以及藏传佛教影响深刻的现实,鼓励和调动当地人参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努力实现以藏区实际为出发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藏区特点的人本发展模式。     

从阐释学视角探索翻译补偿——以罗译《三国演义》英文译本为个案研究（英文）

本文从斯金纳的翻译阐释学视角分析罗译本《三国演义》英文译本;并且主要关注翻译的补偿问题。     

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摘要］1980年代以来,伴随新启蒙思潮,“重写文学史”运动以“现代化”的观点重构了文学史视野,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典范。1990年代,中国知识和思想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韩国（高丽、李朝）科举考试律赋举隅

［摘要］韩国（高丽、李朝）是在中国境外实行科举时间最长、体制最完备的国家。本文对高丽和李朝科举考试中使用的律赋作了举例分析,并且附带论及李朝用于科举考试的六言赋体。本文提供的资料与阐发的观点,既可供研究韩国科举与文学课题参考,也可供研究中国科举文体作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