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试论明末浙东施邦曜对王学的理论修正

明朝末年，宦官弄权，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极大地打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在思想上起过一时振动效应的阳明心学，由于后学的纷论繁说，以及理论上的偏颇，已逐渐丧失了对人心的羁绊作用，于是，在王学的内部出现了对王学的修正思潮。在浙东，著名思想家刘宗周、黄宗羲等，他们既是王阳明思想的积极因素的继承者，又是阳明心学的修正者，他们对阳明后学所宣扬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思想产生厌倦，而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现实问题，他们批判王殿弟子们的“说玄说妙”是对王学的曲解而“流于禅…     

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

顾宪成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的重要代表，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主要有三方面：反对一味言“心”，突出“性”、“理”；驳斥王门“无善无恶”说，重中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强调修身践德。顾氏企图通过修正以重建道德理性，但揆之王学本身，亦有不尽情理之处。     

湛门与王门之间的“良知良能之辩”

明代中后期的“良知良能之辩”,首先发生在王阳明与黄佐之间,王阳明去世后又在张文海与何廷仁之间继起,而以湛若水与欧阳德之间的论辩收场。辩论的内容涉及良知与良能、知与行、良知良能与知能、良知良能与知行诸关系。湛门主张良知良能并重,批评王门舍良能而言良知;王门主张良知内含良能,为圣不在才能。直至明末清初,仍有学者在指责王学“只言良知,不言良能”的过错。故湛门与王门的“良知良能之辩”,值得学界去探讨与反思。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张岱的实学思想

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和主导的社会思潮，产生于明朝中期至鸦片战争前的三百余年间，明季，发展到了高峰，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无不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作为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兼备的张岱也不例外。在其留存的著作中，鲜明地表现了他丰富深刻的实学恩想。张岱的思想儒释道兼具，又以儒家思想为主，他秉承了曾祖父张元汴笃信阳明良知之说的影响，接受了陸王心学和王门异端思想的洗礼。明末清初，王学式微，不少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因为不满王门后学的空疏，纷纷对王学采取全盘否定态度，张岱不以为然。他以历史的眼光给予王学创始人“…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论刘蕺山对王学的修正

刘蕺山是明末儒学的殿军。他顺应了当时王学修正运动的潮流,对王学作了很多补偏救弊的工作,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慎独与诚意学说之中。蕺山对王学修正的措施可归纳为：强化道德本体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注重践履工夫;扭转王阳明对“意”的理解;驳斥“致良知”及王门“四句教”。蕺山触及到了王学真正的理论缺陷,他对王学的一系列修正是卓有成效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蕺山也表现出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由仁转智——论阳明学派对“是非之心”的辨析

对宋明理学家而言,如何理解四端之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程朱一系的解释中,仁之德性“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四端之中心。阳明学兴起后,由于王阳明对是非之心的强调以及“知”“智”古字相通,因此部分王门后学提出“良知为智”这一命题,并进而主张“知（智）亦统四端”,倾向于以“智”的角度诠释良知,并通彻于心德之全部,希望由此彰显并保住心之超越性、涵盖性、主宰性以及纯粹至善无对性。仅以对是非的判断定义良知,引发了部分学者以后天之念而非道德本心理解良知的歧见,由此又引起了王门内外学者的理论反思。     

孙奇逢对宋明理学三大公案的解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以合会朱王为纲,形成了对《太极图说》辨、朱陆异同辨、“王门四句教”三大理学论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太极图说》之辨的实质是不同理学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的本体论认识上的不同;对于朱陆之辨,他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要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对于“王门四句教”之辨,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论心而非论性。孙奇逢对此三大公案的超越性认识,使其理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理学特色。     

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李二曲思想研究状况述评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二曲的思想研究一直是一个不太被学术界重视的领域。一直以来,学术界不仅以“陆王”心学说,“程朱”理学说,兼采“程朱”、“陆王”说和“王学”、“庄”学说等多个不同的视角对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阐析,同时在二曲学的学术宗旨上也观点不一。此外,学术界认为二曲思想的内涵和特色主要表现在“悔过自新”说、“明体适用”说以及教育哲学思想等方面,由此而孕育的二曲思想以启蒙和经世致用指向昭示出鲜明的的时代特色。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一致认为二曲思想不仅与关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与实学以及西方文化（天主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曲思想对我们的现代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道谊相勉——江右王门学者邹守益与地方官员的交游及传道自觉

邹守益是江右乃至王门一传弟子当中与地方官员交游最多的学者,他在江西各地的讲会数量与相应地区官员的交游数量、亲王学官员的数量成正比,说明地方官员对讲会的参与、支持是学术在地方深入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官员参与或推动讲学的四种情形看,他们与王学的密切程度不一,但总体上对讲会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邹守益与认同王学的官员以道谊相勉,具有以学术引导官员的意识自觉和传道热诚,这是在嘉靖一朝直接的“上行”路线无法施展的形势下,邹守益等阳明学者“下化”路线中一个重要的选择途径.     

中晚明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探析

江南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在中晚明时期具有代表性,其学问旨在修正阳明后学的空疏弊病。陆氏反省中晚明士人远离“明经”之旨的现象,他在认同阳明学说的基础上,对于阳明后学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陆树声不积极支持阳明从祀,对王学末流的虚谈之风也提出批评,他强调由深造自得而“致”良知,并警惕阳明后学“跻阳明而为禅”的倾向。陆树声平以济世的学行特色,在他的学术取向、文学表达与言行实践中均有体现,亦是中晚明学者深入反思和救弊阳明学说的缩影。     

明代对古代文论的贡献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层出不穷,“诗文评”正是在明代得以命名,明代“诗文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等,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文论家们在继承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有自己的特色,而明后期在王门后学影响下李贽、三袁等以其“叛逆性”思想引人注目,在中国“诗文评”史上有重要意义。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值得特别关注。     

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

盛传数百年的王阳明于正德二年"寓居"岳麓书院"斤斤讲良知之学"的旧说,当正之为正德三年阳明先生病中游览岳麓书院。虽然阳明此行并未讲学,但有讲学之意,它实际开启了明代书院与学术再度一体辉煌的大门,预示着书院的王学时代即将来临。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接连讲学岳麓,使其成为王学的重要讲坛。但宋元以来形成的朱张之学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始终居于正统地位,王阳明及其后学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故而岳麓在明代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之习,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吴皖分帜”与江藩论戴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学术研究:定量分析视野下老子文本书写研究

有关老子的定性研究,学界层出不穷,逐渐形成以“道”概念研究的学术路径依赖。回归定量研究,采用数量化的方法,对老子通行本进行系统分析,认为老子文本中并不是以“道是什么/什么是道”为核心的,而是以“‘论’道”——如何“论”道为核心的。已有的以“道”概念为核心的老学研究,存在着路径偏差。从理论效度的角度,将应有问题回归老子文本,认为这一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认为“道是什么”是近代受西方概念思维影响的产物,而“如何‘论’道”才是老子文本书写的应有问题。     

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对"后文学时代"文学的历史思索

我们现有的学理论是一种在经典学时代形成，而且打着极为深刻的经典学烙印的经典学理论。作为经典学理论，它基本上不适应用来解释一个越来越泛化的学现实。针对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学“泛化”的现象变迁，本首次提出了“经典学”、“后学”、“后学时代”和“后学社会”的概念。并认为，今天是一个不同于“经典学时代”的“后学时代”，“后学时代”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评价标准和体系。     

文学理论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

把中国古代论资源与西方理论模式完美地结合为有“特色”的中国当代论,是学理论界关于“建设”话题多番讨论后的共识。本认为“建设”的前提是对当代论本体论的追问和方法论的定位,当代论必须回到中国特定的化语境中,回到学事实中,从对学的感性理解和理论阐释中获得逻辑体系、思想能力和学术品位,还原学理论的人主义本质,使当代论真正实现其研究学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