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最终消费核算方法的研究

实际最终消费是联合国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SNA）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改进内容。本文主要对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SNA）实际最终消费的基本概念、核算分类和方法，以及我国如何进行实际最终消费核算、国外实际最终消费的数据情况等进行研究和分析，展示了实际最终消费核算的基本思路、框架结构、分类标准和计算方法。     

澳大利亚实施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的情况

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颁布后,世界主要国家陆续对本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主要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进行修订,澳大利亚是最早完成此修订的国家.本文介绍了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内容及对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美国环境政策的改革尝试——“泡泡政策”的出台及其合法地位的确认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环保署颁行了一项环境政策改革措施——“泡泡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前后，各相关方围绕如何界定“固定污染源”及该政策是否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泡泡政策”合法与否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终，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其合法。“泡泡政策”合法性得以确认，主要因为：“泡泡政策”契合美国社会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泡泡政策”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政策的局限提出来的；“泡泡政策”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各相关行为体积极推动的结果。以“泡泡政策”为代表的市场调控模式的环境政策是一种改革尝试，代表着美国环境政策的发展趋向。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介绍及我国实施环境经济核算的思考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是国民核算体系的一个重要延伸和补充.所谓"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英文全称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简称SEEA)主要是为反映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建立的,目的是分享资源、利用自然.在核算过程中不仅考虑社会和经济活动,同时更加注重统计自然资源的投入,以及人类的生产行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当前国际通用标准《2012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的介绍,阐述了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实施办法,其中详细列举了中心框架的主要账户(资产账户、流量账户、环境活动账户、合并账户)编制方法,并以水资源、矿产和能源为例详细介绍账户表格的编制方法.基于我国实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的难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产品产出核算方法研究

SNA 2008(即《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最重要的改变之一就是提出了知识产权产品及其核算问题.由于估算困难,至今知识产权产品还没有被完全纳入GDP的实际核算中.事实上,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已有统计数据进行调整来估算特定类型知识产权产品产出,其结果存在较大的误差.本文遵循SNA 2008的有关核算原则,吸收其他国际核算标准及研究成果,从当前中国实际条件出发,基于以成本项目分类调查为主、收入测算为辅的核算思路,提出了一套用于核算R&D(研究与开发)、矿藏勘探与评估、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以及娱乐文学或艺术品原件等全部知识产权产品产出的具体估算方法,这将为把知识产权产品全面纳入GDP实际核算提供有益参考.     

研发资本化背景下美加澳R & D核算经验评述

《国民账户体系-2008》（简称SNA08）中对研发资本化的修订，为各国重新审视研发属性及核算提供了足够的依据。SNA08对研究与开发的界定，首先揭示了研发的资产属性；其次对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研发核算统计经验的对比，包括对研发的认定、对溢出的处理、核算机构以及核算方法，对尚未实施研发资本化的中国来说，都具有足够的借鉴意义；最后结合中国统计的情况，提出了研发核算的建议。     

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的改进研究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基本核算表与国民经济账户并行的结构.在所体现的功能作用上,基本核算表和国民经济账户应该建立一种互补关系,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科学严谨的有机体系.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描述收入分配使用的全过程,其指标设置应该比资金流量表中实物交易部分的相关指标设置更加详细.同时可以通过设置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的子账户,扩展对实物社会转移和住户、政府部门实际最终消费指标的核算.     

冯至诗歌人称话语之嬗变

冯至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具有强烈的人称意识。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其诗作的核心人称话语经历了“我”向“我们”再向另一个“我们”的嬗变。早期诗歌中的“我”以个性解放、自由为诉求，以“个我”为本质特征，浓缩着“五四”精神；40年代的“我们”具有存在主义品格，或者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言说主体；五六十年代的“我们”则属于阶级的、人民的“大我”。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基于旅游卫星账户的旅游相关增加值计算方法

旅游相关增加值是衡量旅游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新增价值,反映旅游经济影响度的总量指标。为客观准确地度量中国的旅游经济,响应世界旅游组织创建国家旅游卫星账户体系的倡导,按照旅游卫星账户体系的相关概念界定和核算方法,探讨了旅游产业增加值和旅游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有助于在实际创建国家旅游卫星账户体系时,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旅游卫星账户体系中毛值计量、净估价等核算原则,并区分旅游产业和旅游业两个旅游相关的增加值概念,前者反映了旅游特征生产活动的价值增加,后者可视为旅游产业和对境内旅游需求做出反应的其他产业的价值增加,代表旅游业对经济的完全影响。     

日本道德教育改革的核心——“心灵教育＂探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深化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尤为重视道德教育，并将“心灵教育”作为日本21世纪学校德育改革的核心，以期培养具有“丰富人性”的高素质国民。     

儿童同伴关系研究综述

同伴关系及同伴交往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的重要主题,国外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开展同伴关系的相关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对同伴关系系统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就同伴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作一综述,供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钱钟书与林语堂散文的幽默品格及其文本差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时提倡幽默文风的文学大家钱钟书与林语堂，其幽默品格各有特色，前者重“理”，深得西方随笔的理趣，充满了学者式的思辨与博弈；后者重“情”，即情调，情趣，是对中国古典散文精神的继承，追求士大夫的闲适与雅趣，这与晚明“性灵文学”的渊源一脉相承。他们横移与纵向继承所形成的不同幽默风格及其文本差异，丰富了现代散文的内涵，对散文审美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月诗派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研究

20世纪40年代文学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衣钵,又开启了20世纪中后期“共和国文学”之先河。针对我国40年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填补上述两个时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空缺部分,实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群体以七月诗派为主要代表,其诗歌创作观念和写作形式相较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别具一格。他们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诗坛出现的“非诗化”现象进行反思,拒绝诗歌中的单纯“呐喊”,延续“五四”新文学运动开拓的道路,将文学的启蒙性和宣传性相结合。七月诗派集体创作实践的变化一方面受到作家外部生存环境及作家个体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20世纪以纸媒传播为主的文学传播方式的影响。因此,文章以《七月》《希望》两个期刊为研究对象,对其流派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进行论证,阐述集体创作实践与纸媒传播效果共同缔造了七月诗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论美国拉美政策中美洲体系的演化

美洲体系是美国长期追求的目标，是美国拉美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睦邻政策”出台前。美国拉美政策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美洲体系的性质是美国的殖民主义体系；“睦邻政策”出台后美洲体系随着拉美政策的变化有了部分质变，美洲体系正向着美洲一体化方向发展，预示着美洲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论20世纪40年代蔡仪美学观的二重性

为了顺应20世纪40年代对美学合学科规律性与 合革命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性需要，蔡仪美学观 表现出“学科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它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和理论原则， 纵贯从文艺本质到文艺典型再到现实主义创作观的整个体系，表现出合规律性的美学建构意 识；而另一方面则以合革命目的性为指归，因强调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绝对正确性而陷 入了机械唯物论的窠臼，使“真理”接近了“谬误”。     

再谈“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账户的正确使用

在会计核算中 ,由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的出现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发生可能会对前期相关会计损益产生影响。因此 ,本文对“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账户的使用范围、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事项的会计处理及“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账户在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由于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损益调整也应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账户核算的看法     

“诗意”的去留：冯至《伍子胥》版本流变与作家心路辙轨

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40多年时间里,冯至小说《伍子胥》多次发表和出版,从而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版本。其中,1946年文生本、1955年“诗文选”本和1985年选集本之间的文本异动最为复杂。文生本体现出一种诗意和现实性相互杂糅的状态,其是20世纪40年代历史语境下冯至逐渐抛弃玄思而转向现实的结果;“诗文选”本大量删改了《伍子胥》中涉及感觉和沉思的内容,客观上淡化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冯至按照政治要求改造自我的决心;选集本剔除了渗透在“诗文选”本中的政治话语,重新恢复了一部分文生本中被删改的内容,在客观上保留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新时期话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言说的排斥,是冯至再次否定“旧我”的结果。     

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

人文主义哲学家尼采鼓吹“超人”哲学、“强力意志”,打碎旧传统,“重估一切价值”,其矛盾的思想对中国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初期,鼓励了中国青年“救亡图存”、“立国”、“立民”;二是40年代“战国策”派歪曲利用尼采思想,宣扬法西斯主义,鼓吹战争,反人民反和平;三是80年代初期帮助中国青年奋发图强、发扬独创精神,投入到改革洪流之中。正确辩证地解读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构建今天的和谐社会。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毛泽东的自由观：他的早年与晚年

对毛泽东为什么抛弃自由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促成毛泽东思想上转变的主要因素有：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巨大的战争漩涡中，暴力活动遍布全国，讨论政治成为一种奢侈行为并受到特别镇压；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处于高潮阶段，民族救亡的呐喊超过了“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的呼声；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集中的经济计划和共产党组织等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受到中国帝王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当时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