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东豪族在汉初并不被看作是合法性的社会存在,因而一度受到政府的打击抑制.不过"抑豪"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势力扩张的问题.所以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抑豪"政策的松弛,关东豪族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以至到东汉时期,关东豪族凭借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支撑性力量.     

《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评介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是崔向东教授在豪族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科研成果。多年来,崔向东致力于汉代社会阶层研究。曾出版《汉代豪族研究》一书,对汉代豪族进行整体性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崔向东又对汉代豪族进行地域差异性研究。历经数年写作完成《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

南朝时期,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极盛—式微的发展过程。这既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致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

南朝时期，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一极盛一式微的发展过程。这既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致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论康区的地域特点

［摘要］康区地域主要存在六大特点：（1）康区是以横断山区为自然基础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2）康区为江河并流的高山峡谷区,气候、植被垂直分布显著;（3）康区是地理过渡带及青藏高原重要出水口;（4）康区地理环境具有阻隔性、分散性与多样性特点;（5）康区是农牧混合与农牧过渡地带;（6）康区地域的跨区域特点。对这些特点的归纳和总结,或可增进人们对康区这一独特人文区域的认识与理解。     

楚化与儒化:阐释汉代文学思想的一个框架

在中国文化史上,汉代因为是所谓的儒家"定于一尊"的时代而备受近现代的各种误解与误判,这种误解误判直到现在学界也很流行,这一情况决定了重新诠释汉代文学思想各个层面的必要性.前提是重建文学思想存在的历史语境,并对其各组成部分有符合历史实际的定位与评价.楚化与儒化就是一个更接近历史实际的汉代语境,厘清对两个语境的误判,能对汉代文学思想的状态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权力支配与汉代豪族的大地产性

豪族集多种特征于一体,大地产性是豪族重要特征之一。豪族大地产的形成与权力支配密不可分。豪族占有土地的方式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权力占有,豪族的大地产是权力支配的结果。     

论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基础

［摘要］生态文明是生态的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模式）,更是文明的生态。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改善生态环境。处理好生态环境问题,既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又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之一,同时还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实现过程。建设生态文明的起点和终点都是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研究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基础,对建设好生态文明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论西南民族共生教育中“礼”之内核

［摘要］“共生教育”是西南民族传统教育的主要特征,它强调了个体生长过程中人在自然/人文关系结构中的共融、和谐,表现在三个维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互渗与共融,合一而不对立;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同一;在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上的和而不同。“礼”连接了这三个维度的共生关系,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作为“共生教育”中的礼,其基本特征为：植根于西南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礼源于俗”）、外显于礼俗社会中的器物（“礼形于器”）、操演于西南民族各种仪式性教育中（“礼融于仪”）,并具有公共性特征。     

再论西南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及其相关问题

［摘要］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是中国西南地区人类迁徙、商品交换、战争等最频发的地区之一,它可以延伸到喜马拉雅南麓的广大地区。有大量证据表明,在这一地区存在一个有数百个族群,使用着有亲缘关系语言的人群,他们是从远古时期由古羌集团长期分化演变而来,我们从他们现在仍然使用着的语言,可以清楚发现他们的共同来源。这一问题曾经引起费孝通、马耀、李绍明等已故专家学者的关注,但是仍然有许多没有解开的谜团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进一步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分子生物学……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调查研究,解开这一地区许多尚未解开的大大小小疑点。     

论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意义

［摘要］借助“意识形态——制度变迁——发展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未来发展绩效的影响。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我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用的能动主义”的基本策略取向,同时又体现了我党对解决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新矛盾、新问题的主动回应与系统筹划。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完善和全面贯彻落实,我国正在经历从“增长共识”到“发展共识”的过渡,并正在通过更加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实现新一轮经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最终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的展开,必将使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意义得到充分彰显。     

民汉双语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摘要］发展和推进民汉双语教育是党和国家为了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培养高素质少数民族“民汉兼通”人才,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西南民族大学是最早开办民汉双语教育教学的大学之一,在培养和发展民汉双语教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以西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和彝语言文学专业为例,介绍了民汉双语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特色突出的民汉双语教育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总结分析了民族高校开展民汉双语教育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原罪论：对于圣经原罪叙事的论析

［摘要］罪几乎是基督教的前提性教义,但关于罪至今却无一个能集中概括其本质的界定,这种情形喻示着在该问题上的某种模糊不明的存在。本文由对圣经原罪叙事的分析梳理表明,罪即将上帝之言并进而将上帝律法化;“像上帝一样”的自我崇拜、试探上帝、追逐物质利益和宰制权力是人所以犯罪的三大动机,由相应的蛇的三大诱惑所挑起。该罪为人最原初之罪,故可称为原罪。原罪带来堕落。原罪前人与“存在本身”直接处于“同存在本身的存在关系”之中,人与人、人与物在存在中融汇如一,原罪使人与存在本身相脱离,从而既使人对人、对自然物的关系外在化为功利性的利用关系,亦使人成为本质性、自然性的存在物,遭受必然法则的辖制。由于原罪本身即恶,这使人所知之“善恶”仅仅不过是恶中之善恶,使人堕入律法的牢笼无以解脱。耶稣所受的试探诱惑与亚当夏娃的恰恰相当,启示给人该如何打破律法统治的某种信息。     

论新媒体言论传播的主要结构

［摘要］新媒体言论传播的主要结构可从主体、载体、内容三方面展开分析,其传播主体具有相对的广泛性和年轻化特点,并把传播行为与生命行为融为一体,一同构造了生命的价值。传播载体具有多样性和交叉性,传播内容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和独特性。     

论体育发展权

［摘要］体育发展权是人类参与、促进并享受体育的一项新型人权,权利均等和成果共享是其理论精要,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本体育观是其价值基础。体育发展权基于其集体主体的重要性首先应当是一项集体人权,基于其客体指向的综合性应当是物、行为、精神的有机统一,基于其发展内容的包容性应当是各项体育发展权利的高度概括和凝结。面对当下我国体育事业所处的体育客体、体育主体及体育区位发展不均衡,体育发展权要求体育立法实现抽象至具体、义务至责任、下位法至上位法、职业化至均衡化、公私法并重至政策性平衡的更替。     

论藏传因明学的历史轨迹与特点——兼论内明与因明之关系

［摘要］内明是量学的本体和核心,量学是彻悟内明的思维工具,因明是专指量学的推理规则部分。根据这一原理,在关于内明与因明、量学之关系的学术研究中,应确立一条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要用量学的认知方法去说明或理解内明,而不能用“量学非内明”的观点去分解两者的相属关系。印度和西藏量学的发展历史,体现了三者关系的动态平衡。     

中国的“再疆域化”——十九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

［摘要］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清帝国逐步衰落,被西方列强一步步地“去疆域化”,在随之而来的“再疆域化”过程中,从《圣经》到科学,到法政,传教士的翻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翻译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重要途径,也是西方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传教士试图通过对西方文明的介绍,打破中国人传统的自我中心的疆域观念,让中国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     

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执行力

［摘要］政府执行力是国家各项政策实施的关键保障,文章结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执行力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和探讨了民族地区政府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