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

1935-1936年国共川西北内战时川西北土司(官)除羌族红色土司安登榜外都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这种"一边倒"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川西北土司(官)一边倒地支持国民政府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共过"左"的苏维埃阶级政策.川西北土司(官)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稳定,但在具体策略上又有灵活性.南京国民政府既利用川西北土司(官)"协剿"红军又心存戒备,川西北土司(官)想借"剿赤"扩充自己实力的愿望未能实现.     

试论明代对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

明代的川西北民族地区,系指今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今绵阳专区之平武、北川等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川西北地区的历史,是以藏、羌为主体,包括着汉、回等族在内共同发展的历史。 明朝在川西北民族地区推行的政策,出发点虽然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但它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川西北羌地汉人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陶云逵所指称的"边地汉人"。羌地汉人在与当地人群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与内地汉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羌地汉人与当地羌藏族群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羌地文化,形塑了那时乃至以后川西北丰富多彩、多元并生的民族文化。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重建羌地汉人的宗教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展现徘徊于汉羌藏之间的边地汉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面相。     

红军长征过羌区与党的民族政策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次年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越过涪江,进入岷江流域。四方面军西进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及川系军阀十几万兵力,打破了敌人的新围攻,打开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道路。红军在涪江以西和岷江上游的广大羌族聚居区停留近五个月,其间红军在羌区宣传和实践了党的民族政策。羌族人民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浅谈红军长征期间的民族政策

红军长征,先后经过了湘、桂、黔、滇、川、康、甘、青、陕、宁等省的壮、瑶、苗、侗、土家、彝、布依、藏、羌、仡佬、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其间,由于红军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援,因而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所以对红军在长征期间贯彻执行的民族政策,必须给予充分的估价。     

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研究

本文从历史民族地理角度 ,探讨了川西北羌族的渊源 ,认为唐初岷江上游西山地区各羁縻州的部族属于冉、左封、昔卫、葛延、向人、望族、林台、紫祖、四邻、白狗、千碉等羌人部落 ,其后又有涉题、特浪、辟惠、那鄂、渠步及西山八国诸羌内徙该地区 ,至宋 ,融合为茂州羌和维州羌 ,他们是川西北羌族可考的祖先。     

羌族族源及其文化多样性成因研究

本文结合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调查资料进行研究,提出羌族主要由世居川西北岷山山区的古蜀人后裔冉駹氐人与西汉时期由西北南下的河湟羌人后裔部落、唐宋时期由川西北草原及邛崃山区东迁的众多羌人部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从内地迁入岷山地区的大量汉人融合形成,羌族是一个多元复合型民族.羌族族源的多元性及其多元文化融合状况是羌族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成因,应高度重视和保护羌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原生性.     

西南民族研究中的族属研究及其意义

历史上的西南指以云南为中心 ,包括川西南、桂西、黔西。该区为古羌人族系、古越人族系、古濮人族系的交汇地 ,他们与今之藏缅语族各族、壮侗语族各族、孟高棉语族各族有着渊源关系。清楚地认识这些渊源关系 ,对国家的稳定及民族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灌县老城觅羌迹

一条岷江,把昔日灌县今之都江堰市与上游羌区紧紧相连,这里自古是川西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分界所在,也是羌、汉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带。2008年"5·12"地震后,有关部门编制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没有列入都江堰市,但是,无论从旅游文化还是民族文化角度考察,川西北地区的羌族文化,与以都江堰水利工程闻名的灌县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忽视。     

论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战宗教政策

一、红军长征时期我国西部民族问题的严重性 马列主义认为,私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现代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征服弱小民族,它是加深民族压迫的新因素”, 这就是旧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 红军长征前夕,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利用高官厚禄收买、扶植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土司头人、上层活佛阿訇,帮助政府统治、剥削劳动人民;一方面又严禁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制造民族间的壁垒。尤其毒辣的是,他们加紧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根本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胡说现有的各少数民族只是汉族的分支——“宗族”,只承认有回教而无回族,把民族问题简单地称之为“边政问题”。他     

长征时期川西北苏区浅论

川西北苏区根据地,县红军长征时期创建的。它体现了党中央遵义会议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正确决策,使得历经长途转战的中央机关和红军得以相应休整和补充,确保了革命有生力量。为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及党中央实施川陕甘新方针,创造了必备条件。进一步充实发展党的民族政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5．12震后灾区汉藏羌老年社会支持网比较

根据5．12地震后社会调查的数据,集中讨论和分析了四川藏羌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比较了汉、藏、羌族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各维度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在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下,藏羌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总体上以家庭支持为主,规模小、紧密度高,同时存在民族差异。突发地震灾害后,民族地区老年人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遭到严重的破坏,并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考察在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遭到破坏,而正式的社会支持尚显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民族地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今后灾后重建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先祖敬奉?族群想象?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清乾隆初年茂州三齐羌民反对瓦寺土司的斗争

瓦寺土司受封于明英宗正统六年。他取宠于封建中央王朝,获得其信任与支持,不断发展势力,最终成为统治这个地区时间最长、势力最大的土司。他凭着中央王朝赐予的政治经济特权,对藏、羌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不断引起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本文仅就清高宗乾隆初年茂州三齐三十六寨羌民反对十八世瓦寺土司桑朗容忠。要求归隶茂州的事件,作简要叙述。     

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

<正> 红军长征途中,走过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东乡等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就在党和红军面前,提出了一个复杂而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加强民族工作,打破由于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增强各民族间的了解和信任,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从而顺利完成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长征中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关心各民族的命运,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工作,把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在民族聚居区付诸     

贵琼人的来源与迁徙初探

川西民族走廊地区分布着一些名为藏族而实具独特语言、文化色彩的古老部族,其族源迄今仍然是谜,居住在四川泸定、康定县境内的贵琼人就是其中之一.笔者根据历史文献及有关调查报告,初步认为贵琼人是古牦牛羌的一支,唐武后时以酋首居住在贵川(今宝兴河),称为贵川羌.唐末,贵川羌酋首改高姓,迁居天全碉门外砂坪,称为砂坪番.南宋时一些贵川羌迁居岩州,与原住王氏等部落羌杂居、融合,仍称贵羌,或译贵琼、顾羌.明代岩州贵羌向康定东北部鱼通等地发展,与原住藏化羌人融合,成为贵琼人先民.     

长征时期红军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述要

长征时期红军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述要李加才旦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进行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期间红军先后经过了苗、瑶、壮、侗、水、布依、伦、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等１０多个少数民族聚...     

红军长征途中民族改策在藏区的初步实施

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1934年9月到1936年10月的两年间,红军经过了苗、瑶、壮、侗、水、布依、仫佬、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杂居地区,而其中一、二、四方面军在滇、康、青、甘各省藏区往来的时间长达一年以上,先后经过了现在的迪庆、阿坝、甘孜、果洛和甘南等藏族地区,最后胜利到达陕北。由于红军在这些地区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并帮助藏族人民建立自己的自治政府,创建了自己的武装,使藏族群众对红军     

土司制度下藏族传统社会秩序的法律调控分析——以川、甘、青、滇地区为例

［摘要］藏区土司法律既有历史局限性、阶级压迫性,也有社会管理功能和对藏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意义。藏区土司制度对藏族习惯法的成文化以及多元一体化产生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法与藏族习惯法的交流沟通;此外,土司法律对宗教的利用和吸收也是稳定辖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

一、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 元朝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拢络控制,大都采用怀柔、和亲、羁縻等政策,到了元代始设土司制度,委任少数民族为首领,管理其民,对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仿效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以隔绝胡、羌”之策,在今甘肃、青海地区建立军事重镇,以便“北拒蒙古,南制诸番”。所谓军事重镇就是卫所,由土官、流官参治,但“在土流比例上,大都以官籍汉族为多”(《甘肃通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