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战时中国:现代中国形象完整呈现的开端

战时中国的形象不仅联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也联系着中国作家“与时俱进”的心理。在异族铁蹄蹂躏下 ,在战争飘泊中 ,“中国”一再被作家们凝视、追寻、想象、书写 ,它演化成无数生动的文学形象 ,构成着作家的创作动力 ,从而具有了文化、文学上的本体意义。甚至可以说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完整呈现 ,开始于战时的中国文学。     

抗战叙事的阈限突破与伦理建构——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故事的讲述中,从而建构起一种兼具个体、民族与世界多重维度的抗战叙事。     

比较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及其形态--以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为中心

当下对于“历史”概念的理解,并非全指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还应涵盖文学、美学语境下的“历史”;根据所涉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具体文本情境,它具体呈现为三种书写形态,即“文革书写”、家族书写和加华史书写;这三种历史书写形态,在北美华文文学、北美华裔文学、中国本土文学等文学语境的综合参照下,呈现出中既传承又变异的特征。具体来说,“文革书写”蕴含“隔洋视角”,并由此在文本中生成离散语境;家族书写除具有传统中国文学中的特指性与历时性特征外,又含有跨界性与未来性特征;加华史书写因历史时空的阻断与隔离,与前两种书写形式相比,脱离了这种主观式的俗套,最大可能性地接近于“不即不离”的艺术理想。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暖昧遇合”——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新关系之二

20世纪90年代以传媒话语为主导的传媒语境呈现为一种无所不能的“文化霸权”特性,它与市场经济合谋,建构了人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景观。在传媒语境的笼罩下,文学叙事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尊独大”的历史合法性失效。由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得不主动调整话语策略,不仅以“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下沉”的姿态面对文学,而且还通过“激励表彰”和“宣传评介”等手法满足作家的“逐利”需求,同时也对作家借用大众文学的美学符号达成“谅解”。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关系表现出多维选择流向。     

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

抗战初期,中国儿童大量流离失所,不少沦陷区儿童被日军施以奴化教育,甚至被杀害或劫到日本。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抢救和保护流离失所的儿童成为战时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界于1938年3月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在各省设立分会,筹建保育院,积极抢救难童,对难童进行保护和教育。宋美龄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期间共抢救和保育难童近3万名,成为战时中国儿童救济事业的重要部分。     

跨界书写与共同主体性建构——以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共同主体性,经历了建构与解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在华韩国流亡文人的个体生命自觉和民族主体性是建构共同主体性的根本前提,而在中国的现代语境则始终是其重要的变数。因为中韩志士面临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华韩国流亡文学逐渐表现出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建构的特质。这一建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为探索阶段与初步形成阶段,积累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二是全面抗战时期,为成熟与全面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中韩志士作为共同主体参加中国抗战,进而建构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在文学活动方面表现为同一主题的共同书写以及戏剧文学的创作与共同演出等。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交互主体、共同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韩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亲和性、互动交融性以及共存发展性等特点。     

“文牛”的身份困境：老舍与现代中国的“职业作家”难题

牛马自喻作为贯穿老舍作家生涯的事件与意义的统一体,在老舍的文学话语系统中不仅具有回答作家在官员、教员等职业演进关系中的意义所在,更有着回答生存需求解决与作家职业价值形成的思想蕴含。山东时期的老舍身处不能自主的商业兼职写作环境,兼职作家于老舍而言是与牲畜拉车等同的劳力工作,通过将劳苦身体经验转化为“风格即人”或“风格即驴”的“幽默”文学态度,以动物性自嘲人性成为老舍此时的职业适应策略。抗战时期拒绝教书从政的老舍试图依托“文协”建立社会层面的战时作家职业伦理,但抗战初期的文化应激性与抗战的持久性使老舍陷入了职业伦理绝境,“牛”的生存面目成为老舍的职业生命诉求的表征。老舍之为“文牛”的职业作家志趣,显示出现代中国职业作家的主体性内涵及其限度,厘清这一问题对于重新认识新文学职业作家之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身份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异族、“他者”形象: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寻求

二次大战是中华民族仅有的一次直接参与的世界性战争，它使我们民族直接置身于跟整个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境遇。战时中国文学中的异族、“他者”形象，作为中国作家战争中生命体验的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文学有可能更开阔地在人类悲悯和人性拯救的高度上去拓展自身存在的时空。张爱玲、无名氏、夏衍、侣伦等人用自己对异族、“他者”形象的塑造，为中国文学如何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出发去接纳人类普遍性价值，留下了久远的思考。     

抗战时期宋美龄与“新运妇指会”

抗战时期,在宋美龄直接领导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成领导战时妇女工作的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为领导和团结妇女从事新运工作,宋美龄参与“新运妇指会”一系列的公开活动,直接领导全国妇女从事抗战工作,并动员政要夫人和海外华侨妇女从事妇女工作.宋美龄并通过报纸、期刊杂志、电台、发表演说等方式,动员和宣传中国妇女参加抗战事业,向国际、国内宣扬战时妇女工作.宋美龄领导战时妇女工作亲历亲为、团结各党各派,其相对开明的做法,使“新运妇指会”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奠定了“新运妇指会”在战时的成就.     

台湾的大河小说和原住民文学

格局庞大的三部曲式的“大河小说” ,只要是通过家族的兴亡表现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 ,那么“外省作家”表现大陆历史沧桑的作品也应计算在内。“大河小说”今后要得到蓬勃发展 ,就必须改变只重视写台湾史而忽视写两岸三地历史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偏见。原住民文学大量的是指以汉文为书写工具刻画民族本性、表现其受压迫受欺凌的沉重叫喊的作品。原住民生活已由过去被汉族作家所书写发展到以原住民自己作为“书写的主体”。这种转变解构了汉人中心论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叙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有关中国的书写甚少,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冷战时局不无关系.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战时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因素,通过对比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的"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可以解读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即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置于冷战的对立方,被描写为朝鲜军队的"帮凶".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战时文学记忆:1937年南京陷落后的古体诗词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学迫于战时状况,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发挥了感时伤事的纪事、抒情功能。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抗战文学将人类的战争形态记录下来,表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特质。其中,关于南京保卫战、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记忆承载了历史的巨痛和民众个体的心绪,也传达了整个民族的吼声。战时的抗战诗歌多以古体诗词的面貌呈现,具有见证、伤悼、控诉或反思的内容,反映出一个民族、个体受难与抗争的历史本相或哲思。抗战时期爱国志士的旧体诗词创作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抗争不屈、团结御侮情绪,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这些诗词对于慰藉战争创伤、铭记民族耻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历史意识

沦陷区文学中大量历史题材作品的存在彰显出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历史记忆。沦陷区历史题材作品不仅反映出沦陷区作家的情感倾向,也或隐或显地表明他们对待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为沦陷区人们提供了民族想象空间,更因言说语境的特殊而呈现出寓言式的丰富含义。通过历史记忆书写,沦陷区文学不仅延续且不断地深化、强化了沦陷区人们的民族认同意识。     

当代文学境遇中的“候鸟”踪迹——城市化进程中“打工文学”的生产、撒播与移植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历史语境的转变,打工文学坚持用“原生态”式的文字记录了中国30年城乡景观变迁和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审视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它存在这样的转变轨迹,即从个人无意识书写到市场化生产,从“边缘化”传播到中心话题,从单一文本表现移植为多元艺术样态的呈现,而从中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思想境况的变化和文学形态嬗变,是新时代文学审美意蕴和精神品质的别样呈现.     

清末民初的“中国意识”与文学中的“国家想像”

本文通过考察文学中的"国家想像"书写与"中国意识"推动下的民族国家建设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国家想像"在清末民初文学书写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中"国家想像"书写的内驱力和基本语境等问题,来展开对清末民初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史意义的分析.     

“民族本位”与抗战文学的文化构想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新文学作家在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涯中,深刻地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漂泊"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并深刻反思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性;"流亡"既激发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复仇意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因此呼唤民族精神、渴望民族复兴,几乎就是抗战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思想,以民族本位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学叙事为表达方式,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影像媒介叙事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建构--以四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为例

作为媒介的电影其影像的气质、风格和深度成为民族文化性格与文化态度的标识,成为人类借助镜像发现自我与他者的独特方式,也成为民族心灵成长进程中的特殊记录者。通过考察“南京大屠杀”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像,审视主观表达与民族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不失为研究影像媒介与集体意识建构的重要角度。受西方主流价值观影响的影像产品,正经历跨国界、跨区域的全球化认同的价值重构,民族电影愈发需要加强影像叙事的理论研究,从现代性中寻找自身的文化主体、寻找符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书写视野,让民族文化形象能够通过影像面孔置于全球化复杂语境中,建构并完善民族文化的表达权与话语权,以实现文化自觉。而通过对文化权力规约的调整以塑造与引导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观,进而逐渐形成民族的结构性集体记忆,应该是中国电影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