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的乡绅形象书写

受齐鲁地域文化影响,王统照善于从道德视角观察和描摹人物。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修养的王统照在小说创作中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塑造了众多性格丰满的乡绅人物形象。按照时间序列,乡绅分为旧乡绅和新乡绅,王统照对两类形象都有所描摹,并以理解之同情写出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和心路历程。王统照的乡绅系列小说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反启蒙”叙事,具有以小窥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革命与乡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系根据丁玲在河北涿鹿等地的土改经历撰写而成。由于自身作为“绅士阶级的贰臣”的复杂性，丁玲对以钱文贵为代表的劣绅的近于实录的“科学描写”，达到了此前、此后文学皆不能及的精确与深刻，对以李子俊夫妇为代表的良绅近于悲剧化的叙述处理，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关反面人物叙述的另类实践，而将虚构的黑妮形象与“新人叙事学”予以反常规的匹配，更传达出知识分子面对“乡绅之死”这一历史定局时介入现实的意图。诸种努力，使丁玲的乡绅叙事充满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记述，也造就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不可复制的丰富性。     

乡绅人格及其生存常态的突破性建构——论陶少鸿长篇新著《百年不孤》

《百年不孤》超越了乡土文学以倡扬或反思革命文化和阶级斗争为宗旨的乡绅形象塑造,采取融合革命历史与挖掘生活内涵的叙事路径,展开乡土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在整体把握乡绅群体命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和呈现乡土人文结构和生活意境。作品将乡绅置于家族、乡族和国族共同构成的时代环节和历史细节中,探索和重塑其多面性,进而揭示乡绅的价值持守和历史命运。小说以人性的视角发掘主要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思想转变和道德持守,有效地将作品意涵拓展到人格探索和人性建构的层面;同时,小说深入挖掘生活细节,展示乡村日常情态,从而获得建构审美意蕴的深度和探索生活境界的广度。     

乡绅文化与新农村建设新探

改革开放至今,新农村建设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方面有了显著成效,而新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相对之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村本身的局限性,也表现在城市对农村先进因素的吸引性上。应该正视乡绅在近代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努力探索乡绅文化在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可行性,使之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动力。同时,发展乡绅文化面临诸多困难。     

深度技术化条件下生活世界的危机与重建

在深度技术化的现代条件下，人类生活世界的危机实质上表现为对人性的单维度理解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类文明在物性面的单维度发展的危机。本文运用Ｐｏｐｐｅｒ的“三个世界”理论模型对危机的表现和根源进行了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以“生态化”为基础的“人文化—科学化—生态化”这一解救生活世界危机的方法论重建方案。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官场小说叙事伦理的建构——以王跃文《国画》为例

“官场小说”更多接续的是通俗文学的资源,但这种运用平民 视角的叙述方式又导致了“官场小说”叙事伦理上的紧张。由于丧失了 过去和未来的维度,《国画》等系列官场小说,着眼于在“1970年代末 期”即改革开放以来官场游戏规则“猎奇式”的揭示,始终无法树立起 正面的人物形象。《国画》中强调的“人”和“人性”,于叙事中被逐 渐发掘,人和官场的关系,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发生互动。     

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

明清"乡绅"、"绅士"、"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已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中外学者由于受到研究时段、研究视角和理论原则等方面的影响,各自赋予"乡绅"、"绅士"、"士绅"不同的内涵,但总的说来,"士绅"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学术界所采纳。     

浅论英国“农业革命”中贵族乡绅的历史定位

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已日益意识到自近代以来英国所经历的一场“农业革命”对英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意义。文章着眼点在于从生产力变革和土地所有权转变两个层面来还原近代英国农业革命的历史真实面貌,以此来揭示英国社会上层“贵族乡绅”在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以及由此而发生的社会精神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这一切都为英国现代化的启动奠定了充分的精神和文化准备。若没有这种精神价值的转变,那么英国现代化的启动和进行将很难得以合理的解释。     

谎言世界：人性叙事的深刻与困境——读鲁敏的小说《惹尘埃》

魯敏是一位敏锐和深刻的作家,具有对世界的整体概括想象能力。《惹尘埃》继续她对现实的敏锐和深刻,为我们揭示出我们身体感知到的一个谎言世界,并且把这个世界背后的政治、历史、文化、制度等因素呈现出来。＂同情性理解＂是作品的叙事风格,这种叙事把人性叙事的深刻展现的淋漓尽致,但同时也暴露出作家人性叙事的困境。这也是当下作家共存的问题,所以如何突破对底层的＂同情性理解＂的人性叙事困境,就成为魯敏也是当下作家共有的课题。     

一个关乎道德与伦理的评判准则——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标尺”模式述评

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立足于道德与伦理层面的深入挖掘,以一种评判标尺的维度展开对人性之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等相关伦理层面的探讨,在类型叙事学的意义上形成了一类特殊的主述模式表达——“标尺”模式.文章着眼于对该主述模式的基础叙事逻辑“抉择+纠结”、伦理价值指向以及正反角色担当等多个重要向度加以系统论证,研究过程本身也彰显出“标尺”类叙事所特有的叙事深度及其在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所具备的独特价值意义.     

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再叙事的价值重评

在后革命氛围中,经典革命历史叙事被重写,形成了一股革命历史再叙事的风潮。革命历史再叙事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显影响,固有革命的价值理念和内在逻辑遭到不同程度的瓦解,作品呈现出表现纷繁芜杂的文化取向和多元化的表现方式。尽管如此,革命历史再叙事依然有存在的必要,革命历史应该在更加开放自由的思想视野下被再次表现。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现代乡绅的政府培育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如何实现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乡绅之治是古代中国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当代中国同样存在乡绅群体,但现代乡绅具有与古代乡绅相区别的现代性特征。当代中国需要发挥乡绅的作用以实现农村治理的现代化,为达此目的,政府对乡绅的培育规制是非常重要的。     

《爵士乐》叙事话语中的历史观照

《爵士乐》是一部历史小说 ,也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它不但以艺术的方式重写了一段美国历史———“哈莱姆文艺复兴” ,而且还承载着莫里森独到的历史观。破碎的人物形象、爵士乐创作技巧和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 ,表面上看起来与历史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上 ,它们都被纳入了小说家的黑人话语叙事策略 ,并曲折地传递着小说家对历史的思考。     

喧哗与骚动中的成长危机--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人文反思

在由“五四”发端的现代童年书写进程中,集中而深刻地表现童年成长危机的是以“文革”为历史背景的童年叙事。这类书写立足于个体意识和生命意识,着意于揭示童年生命在无理性的政治喧哗的历史年代中的成长困境并凸现其内在的骚动和迷乱,从一个天真而又不乏智性的维度深入拓展了关于“文革”的历史反思和主体生成的道德与人性关怀层面。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地理边缘焦虑与中心构建

文学地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新视角。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注重作家体验或听闻过的地理景观叙事，较少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角度关注地理叙事。“以诗证地”“以地证诗”之“地”应该涵纳家国情怀、政治经济等关涉“地”之维度的传统。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的地理叙事为研究对象，可从微观层面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批评范式。由海岛位置所决定，英国文化背负明显的地理边缘焦虑情结，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使得英国人对所处的地理位置重新定位，马洛、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英国作家通过重写历史，叙述海外贸易探险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力输出、海上军事力量的培育、意识形态的输出等，彰显英吉利民族从边缘走向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国家行为，这种位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去边界和解除领土设定的权力和文化生产，对辨别当下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碰撞和冲突仍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     

契希考斯基的“历史智慧”说 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历史观新探

契希考斯基的历史智慧说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为一个有机的历史整体,使实践成为历史智慧的重要维度,从而终结并超越了传统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观念在形式上奠定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并通过赫斯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既有解释世界的维度,也有“改造世界”的维度,但作为“改造世界”的未来共产主义观念才是马克思整个历史观的灵魂,它拥有比 “解释世界”的内容更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并非弥撒亚主义宗教观念的世俗化,而是一种包含主体行动在内的、反思性的世界演化论。     

“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试论苏童小说中的性别书写

在当代文坛上,苏童是一个在性别书写上颇具特色的作家。他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和对男性心理的透视各有千秋,但他的人性书写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上,赋予人性历史的内涵;也不是建立在对人性形而上的追问中,赋予终极性的意义;他的人性书写是基于一种对性别和命运的日常描述,并从个体生活的变迁中透视人生百态和宿命种种。他跨越了新时期文学以来主流的"启蒙"叙事边界,关注那些身处历史之流而背对大历史的个体,在还原部分民间生存真相的同时丰富了文学书写中"启蒙"视野之外的人性诗学。     

“真”的追问——道家人性论的思维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众多哲学流派的思想家都试图通过对人性的分析和探究来获得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本源的认识。与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的是 ,道家从“真”与“伪”的维度对人性进行界定和分析 ,展开了对“真”的追问和探索 ,把保持和尊重人的天性作为人类的立身之本 ,凸显出道家人性论的思维特质。道家对“真”的认识 ,直接指向回归人性、顺应人性 ,这一点对于在现实世界改变人生态度、实现人生理想、提高人生价值以及升华人性 ,显然是有其理论价值和优越性的。     

须一瓜小说中都市家庭“人性”叙事之探

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创作,因其独特视角与叙事,不仅受到文学界持续增温的关注,同时也随其作品受到影视界青睐而改编的成功,越来越为大众所熟知,其影响力日益扩大。须一瓜小说叙事核心重在对都市家庭“人性”的深刻呈现。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样态：一是用全知视角呈现中国市场经济状态下家庭空间中被异化的“人性”;二是在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模式中尝试改写家庭内涵以修复“人性”;第三类综合前两类,采用固定式内聚焦追问匮乏的“家庭英雄”,由此敞开“人性”中的“神性”光辉。须一瓜的小说视角与艺术,无疑丰富了文学中关于家庭伦理场域中的“人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