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西平湖文学社群考述——以“东湖”、“洛如”、“艺舫”为中心

将社群概念引入明清诗文研究并进行重点关注是一个创举,继而深入挖掘文学研究视野中的地域社群所应该具备的诸多特征亦是题中应有之义.清代平湖地区的文人结社数量之多,诗人参与度之高,形成的文化张力之大,影响之广,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以“东湖”、“洛如”、“艺舫”为中心,平湖的文学社群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传承性特征的发展史.认真考察和分析清代平湖地区诗社的具体传承与发展状况,对于丰富和深化地域文学社群的认识,大有裨益.     

论地域文人集群与地域诗派的形成——以南园诗社与岭南诗派为例

通过南园结社,元末明初岭南形成了一个地域文人集群.通过群体性诗歌活动,南园诗人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情趣和鲜明的地域特质,通过家族传承、师门传唱和乡邦传播,南园诗歌实现了代际传承,岭南诗派在岭南成了现实;通过走出岭南,积极参与全国各地各类文化和文学活动,与其他地域诗派展开文学交流,南园五先生传播了岭南诗歌,提升了岭南文人的文化形象,实现了岭南诗派在南国崛起;而南园五先生及南园后学的南园情结,则强化了岭南文人的地域文化认同,也奠定了岭南诗派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清代地域文学群体诗文交往动因及价值考察——以“毗陵七子”为例

清代文坛,地域文学群体数量多、分布广,其文学创作展示的强大实力,实际上奠定了清代文坛以地域性为主的格局。"毗陵七子"是地域文学群体中极为突出的一个,群体中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等成员均名闻天下。该群体成员频繁进行诗文交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交往诗文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士人形象,也扩大了群体在文坛的影响。审视该群体成员与清代诗坛主流诗派的广泛交游、持续唱和,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清代诗坛四大流派内在相通之处的深入思考。     

文学家的社群组合:晚明崛起的独特文学景观——兼论文学家社群组合现象对当代文学史撰写的启发意义

晚明文学社群蜂起,达到中国古代文学家结社高峰。文学社群也由此前的单社群自立走向多社群联盟,改变了此前单社群只限于同社文学家互为师友、往来交流的文学运作局面,逐渐在文坛形成多社群文学家群体在不同文学社群间自由往来的流动态势。文学家受这种联盟式社群体式影响,组合与参与社群更显自由,成为此期文坛一独特景观。这一现象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对当前文学史撰写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主张文学史撰写把文学家纳入文学社群背景下进行研究,这样的文学史著作也许更显视野开阔和体系完整。     

论清代山西诗歌的地域性特征

清代山西诗歌丰富多彩,是继唐代、金代之后的又一次繁荣。清代山西诗歌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诗歌创作,以整体面貌显现出独特的地域性特点,主要表现为对乡贤元好问等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注重地域名山大川、特有风俗民情的描写以及地域形态商品经济对诗人观念、诗坛生力军、诗歌刊刻传播等的影响。其原因的形成,既有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有地域文化与诗歌自身传承的影响,呈现出地域文学特征自觉意识的加强。     

清代毗陵诗派论略

清代常州诗歌繁荣,曾出现“毗陵四家”、“毗陵六逸”、“毗陵七子”等诗群。毗陵诗派是产生在清代常州、地域性较强的诗歌流派。该诗派的诗论家主要是洪亮吉,其诗论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其它诗派的流弊。毗陵诗派创作颇丰,在清代诗坛上有一定的地位及影响。     

“高密二李”与高密诗派诗学观

李怀民与李宪乔昆季是清代高密诗派领袖,其诗论构成高密诗学主体,其创作主导了高密诗风。面对诗坛长久以来笼罩的春温气氛,李氏昆季希望以寒士真声撼动诗坛风气。在诗学上,主张尊崇古意,力避时俗;并将"诗中有人,发抒真情"的诗学观贯彻到诗歌创作中,使主体之情融于客观景物描写之中,在情与景的感发之中生发出言外思致,于平淡处见深厚至味。从"高密二李"诗歌理论与创作中,可窥见清代诗歌由初期推崇清远到中后期崇尚沉实之风的转捩,而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意义,是诗心对文化一统更大程度的挣脱。     

晚明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社群文人的潜在门户意识,使得他们极力排斥来自他社的不利因素;但相对社内文人群体而言,此种门户意识更易导致他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倾向。究其因,主要有三:(一)文社领袖一般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思想为社内文人所尊奉;(二)同社士子多由亲属或者师生组成,在文学思想上,彼此之间往往具有渊源继承关系;(三)同社文人大多为本乡、本县或者本郡之人。这种趋同倾向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他们的集体创作成果——社稿方面。同社文人的门户趋同意识容易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思想、风格等方面趋于一致,这对形成某一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夸大同社文人趋同意识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有时同社文人在"过分"强调创作一致性的同时,也会忽视他们的独创精神而导致模拟倾向。     

清代高密诗派的诗学突围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领袖,与其兄李宪噩、其弟李宪暠等人一起推动了乾嘉诗坛宗中晚唐风气的发展。他深受韩孟诗派影响,在诗学上宗法韩愈、孟郊,在诗歌创作上尤宗贾岛。这使其诗风与当时诗坛所笼罩的盛世之音区别开来,并对之后以韩孟诗派为宗的宋诗派、同光体产生影响。李宪乔及高密诗派对韩孟诗派"寒瘦清真"诗歌风格的重视,不仅反映出清代诗坛审美趣味的新动向,更是对清中期盛世诗学的一次重大突围,其堪称清诗物华反素、势大将收风格转变的关捩。     

论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

几乎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构成其文人文学发生、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资源或推动力量,而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野。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是沿着汉文学的发展路径并作为汉文学的一部分兴起并发展起来的,而民间文学则沿着满族文学的历史传统,主要以口传的形式传承,形成了二者的分立状态。其原因首先在于满洲民族入关的历史性迁移使满族在地域上分割为原驻地与迁徙地两大不同的区域,也使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成长变迁,其次也是在汉文化的涵化作用下,满族民族文化包括其传统文学被边缘化的结果。     

论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从共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不但促进了汉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且与其很多内容和艺术特质的形成都有密切关系;从历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的一些阶段性变化与其对文学影响力强弱的变化引起了汉代文学的某些相应的发展变化;从地域差异的角度去看,汉代不同地域风俗文化的不同特点使得本时期文学作品在内容、语言、艺术成就及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地域性差别。     

论文化地理学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末清初崛起于燕赵大地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形成及诗歌创作与诗论主张包含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化地理学视阈来看,可以说正是独特的山水风物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浓烈的燕赵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特殊的时空熔铸了河朔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倾向.     

身为知州,心向寒士:刘大观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刘大观是清代高密诗派中比较特殊的一位诗人。迥异于诗派中其他寒士诗人,他仕途顺利,曾经位居知州。虽处高位,刘大观却早早勘破世情,表现出对寒士心态与诗学主张的强烈认同,因此,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主体身份与心态的悖反现象。在诗学上,刘大观以师古不泥古为原则,对高密派诗学进行了合理的吸收与发展;在诗歌创作上,他能遵从内心情志而自写本色,诗歌风格也随其年龄、经历的变化发生改变,总体呈现着清真雅健的风貌。     

唐代的白话诗派

唐代诗坛上存在着一个游离与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白话诗派的代表诗人有王梵志、寒山和庞居士等等。“王梵志诗”是民间众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和,寒山诗歌具备了民间诗歌、文人诗歌和佛教诗歌的多重性格,庞居士则是南宗禅影响下的歌偈大师。唐代白话诗派不仅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的佛教文学运动,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白话通俗文学的演进。     

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家族.这是江南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相互作用使然,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江南文化家族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在清代文学史发展中,江南文化家族的参与程度极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家族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清代文学创作力生成的过程.因此,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将有助于理解清代江南文学作者群的成长和创作环境,也有助于理解其创作的源泉和特质.     

寻根文学思潮地域化特征的解读与反思

寻根文学是80年代兴起的带有文化建设目的的一个文学派别,其作品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化倾向.其地域化特点表现在:歌颂传统文化,赋予自然山水以文化精神基质;反思现代文明;在对地域文化的发掘中刻画地域人物的精神特质.作品的地域化倾向在展现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时,也限制了对文化之根的追寻,从而促使寻根文学逐渐走向衰亡.     

畿辅背景下清代天津诗歌的空间特色及文化成因——以《津门诗钞》为中心的讨论

清代天津诗歌的发展在整个近世畿辅文化中独具特色,表现出典型的空间特征。这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以世家为骨干的同时,大量外来文人进行诗歌雅集和结社活动。天津诗人中,外来者占很大的比例,地域融合的情况甚为明显,甚至天津的三大世家其祖上亦可追溯至其他地区。同时,天津诗歌核心区与经济核心区大致重叠,港口贸易与诗人聚集、居住形成了同构关系,与畿辅其他地区文化分布状况迥然不同。这同清代天津府便利的交通、繁荣的经济、日趋重要的政治作用有密切关系,是由天津所具有的开放的海洋(或港口)型文化特征所决定的。     

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特性

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因其发生的特殊时空背景、政治环境、地域民族文化场域而具备了超前性与滞后性、压抑性与自由性、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基本特质.这些特性反映出抗战时期东北文学的辩证运动与复合式发展.探究这些特性,将有助于确认抗战时期东北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莫言与高密东北乡

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主要通过作家所深切感受的地域文化资源及其卓越的文学表达得以体现。莫言作为底层出身，在底层社会长期挣扎和奋斗的作家，其接触最多的是高密县典型的底层文化和民间文艺。蒲松龄的《聊斋》、聂庄泥塑和高密剪纸、茂腔，是莫言小说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高密地域文化给这位家乡子弟最丰厚的礼物。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更须通过具有当地特色的语言来实现，其中还需体现作家整个的气质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