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及其现代价值

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梁漱溟提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包含东西文化观、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个密切相关的部分,其中,东西文化观是基础;中国社会结构理论既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分析,同时也蕴涵着梁漱溟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乡村建设理论则是这一构想的体现。梁漱溟以伦理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中国社会所作的独特分析拓宽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认知视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入手改良社会的新方法。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对大庆构建“五和”社会的哲学思考

市委七届十一次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大庆要“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努力构建‘五和’社会,创造‘五新’生活。”构建“五和”社会,大庆精神是其深厚的基础和动力;是大庆落实中央精神的前瞻之举。构建“五和”社会就是构建民生社会、构建法治社会。其中民声的诉求渠道、民生的保障措施、民意的呈现载体尤为关键。     

历史视域中的宗教“五性”论——建国前党的宗教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宗教"五性"论,即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复杂性和国际性,也称之为宗教"五性"说。宗教"五性"论虽然是在建国后提出的,但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体现了我党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制定相应的宗教政策来解决不同历史时期宗教问题的实践过程。建国前我党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统战政策、对待外国传教士和教会的政策以及宗教土地政策的灵活应用正体现了这一点。     

物业小区治理结构的转换：“线性”结构到“复合式”结构——以北京上地西里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屋产权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以私有房产为基础的物业小区自治。在实践中,以北京上地西里为代表的社区逐步探索出了一个不同于法定的“线性”治理结构的“复合式”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的转换体现了分工和分权制衡的思想,体现了代议制的思想。无论是“复合式”结构中的业主代表大会还是业主监事会都是治理实践的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探索意义重大。     

究竟什么是“社会建构”——伊恩·哈金论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成为热点话题,但"社会建构"这个范畴本身成为问题。伊恩·哈金(Ian Hacking)详细地考察了"社会建构"一词的各种含义,指出社会建构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哲学批判。     

从“边缘”走向“中心”：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甲午战争前,报纸社会影响力的局限,造成了报人的“边缘”化。伴随近代报业的发展,报纸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同,报人逐渐向“中心”迈进。报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同业组织的创建及其维护报界权益的活动,可视为报人努力“中心”化的例证。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反映了近代报业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中亦可感知报人的社会遭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构建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形成中国本土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性理论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论“所”字与“所”字结构

＂所＂字有人认为是代词,有人认为是助词,持代词说的人,往往搞不清楚所字具有什么样的指代作用,而又不重视所字的特殊作用;持助词说的人,往往忽略了所字的指代作用。本文认为所字是一个兼有指代作用和提示作用的代词。对所字结构,诸位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本文中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西藏地方媒体与西藏“非遗”保护——以《西藏日报》的“非遗”报道为例

《西藏日报》作为西藏自治区机关报,也是西藏最权威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在西藏非遗保护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该报在非遗保护中的责任是通过非遗报道来呈现的。分析该报2013年1月至12月的报纸,能够自觉地把非遗作为自己重要的议程设置,在非遗报道中见人,见物,更见精神,非遗报道的去阶层化,积极探索非遗保护的路径。但《西藏日报》非遗报道也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对宗教节日的规避,专家意见的缺席和舆论监督的缺位。     

美国政府与清末民初的“西藏问题”

美国政府于1899年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接受下来。当英国在1904年第二次侵藏战争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后试图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时,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而表示了异议。本文主要依据英文档案资料,对当时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及其形成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分析。     

“佛系”青年亚文化的结构、社会风险及其引领

“佛系”青年群体以网络为主要阵地,以娱乐性、遁世性的情感寄托为核心纽带,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独具一格的圈层化地带.“佛系”青年亚文化具有三大结构——情感维度的娱乐性、价值维度的遁世性、意义维度的虚无性.“佛系”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其相悖论的不合理消极成分.它所带来的社会责任的模糊与放逐、价值理念的迷失与错位,以及意义追寻的迷茫与彷徨,亟需以“破茧成蝶,不负青春”的担当精神引领社会责任感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青年价值建设,以“英雄主义”的情怀建构意义世界.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规制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对法治秩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因素,对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从而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重要支撑作用,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置邮传命”与政治运转:清代“邮政”的传统内涵

"邮政"一词,其涵义在清末制度转型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转化过程。清代的"邮政",主要以"置邮传命"为宗旨,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担任传书递命以及作为维系朝政运转、训谕直省督抚及肃清州县吏治的政举。其重心,不在邮递之具体运转,而在于驿传的政治含义,亦即是其与朝政国命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之中,邮驿之"政"义未能给体制本身的顺利运转提供足够的支持,在清末改革的背景中逐步被"裕国便民"的新式邮政所取代。     

二程“天理”论与社会控制思想探析

秩序化是儒家不懈追求的理想。北宋起,中国转入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为维护封建秩序,二程从“天理”着眼再造了“安礼和乐”的外在控制和“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内在控制思想。本文试从二程“天理”的角度来探析其社会控制思想,以阐示二程在社会整合,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过程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关于“中国新闻奖”之西藏平面媒体获奖作品的解读

“中国新闻奖”是我国综合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奖励,它的评选结果对新闻工作者有着直接的指向作用。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西藏地区荣获“中国新闻奖”的报纸作品,探究西藏新闻工作者的主流新闻价值观和工作经验,以及在“中国新闻奖”的参评过程中暴露出的技巧、观念等方面的问题。     

论“一带一路”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逆全球化趋势显著的背景下,我国提出和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和愿景,引起了举世的瞩目,而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条件。     

从“三个涉及”、“两个决不能”看西藏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两级格局被打破,中国成了西方遏制、分化的主要目标。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不断在西藏制造动乱,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为了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中央提出了“三个涉及”、“两个决不能”的重要论断。其目的在于提高全党对西藏工作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激励全党和西藏广大干部认真做好西藏工作,实现西藏政治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确保国家安全。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