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

玛莎·努斯鲍姆从文学想象中构建了诗性正义,以具有“畅想”和同情能力的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然而,“诗性正义”所运用的想象与同情却让人质疑其对公共生活的适用性。作为诗性正义的理论来源,苏格兰启蒙思想回应了这种质疑。休谟和斯密这两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正义论,而“旁观者”、“同情”是这种正义论的关键概念。诉诸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休谟和斯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的社会秩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以情感为原点的社会秩序论,契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理论传统。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可以从重视人情伦常的传统中发掘合适的理论,并汲取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情感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     

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政治思想探究

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群体中,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政治思想常常被忽视乃至误读。在国家观上,这一群体并不倾心于"最小国家",而是主张一种"有限国家"与"服务国家"。在政体论上,因应新的政治实践,他们拓展了孟德斯鸠的政体思想,开创性地探究了政党政治与政治体制的变革等问题。在自由观上,尽管当今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者都能从苏格兰启蒙学者那里发现诸多他们各自推崇的思想元素,但苏格兰启蒙学者主要诉求的是"法律下的自由"。这些丰富的思想意蕴及其稳健、渐进与调和的理论风格对我们当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与实践价值。     

奢侈概念的现代性诠释——苏格兰启蒙时代的奢侈思想研究

苏格兰启蒙学派以道德情感论为理论基础,对奢侈概念进行了现代性重构,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该学派反对把奢侈定义为"矫揉度日、豪餐狂饮",提出奢侈是"满足感官需要的日益讲究",即奢侈就是享受。作为"享受"的奢侈在苏格兰启蒙学派那里是"中性的",并因其积极价值而被视为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并加以赞扬。苏格兰启蒙学派对奢侈概念的现代性诠释,对启蒙中国传统的奢侈观念以及现代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市民社会的启蒙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它的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再是政治社会的建立而是市民社会的运行。在这一共同的思想主题下,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明确界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并对市民社会中的人性、道德规范、社会化机制、经济行为、政治法律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形成了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哲学探究

在社会的起源上,与社会契约论者不同,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是自生自发的"无意识之后果"。在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上,他们明确界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科学解答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而又不相离的难题,并从情感主义出发探究了社会的有序化与社会分层。在社会的演进上,他们把人的生存方式、财产关系的变迁看作社会演变的主导因素,并提出了社会演进的"四阶段论"。在社会发展的价值评判上,他们对文明与进步秉持一种辩证的态度,指出了商业社会之利弊。这些丰富的思想意蕴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的重要源头。     

论休谟的正义理论

休谟的正义理论体现了理性和情感的张力,他区分了正义规则的建立和正义感的愉悦来源,前者依靠的是理性,后者依靠的是同情。休谟主张正义是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但情感是决定力量,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隶。这种以情感为主以理性为辅的结合观没有给理性和情感恰当的定位,因此避免不了道德失范的缺陷。     

论启蒙时期苏格兰史学派的“推测史学”

欧洲启蒙时期,苏格兰史学派像大陆启蒙学者一样,把全部历史纳入研究范围,遇到一些不得而知或者不能确知的历史内容,就通过推测来解决问题,是为"推测史学"。它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其学术机制是:以自然科学超越神学、以演绎弥补经验不足、把共通的人性与特殊的环境相结合。它是启蒙学者对历史进行有哲学意味的探索,其表现方式是依据已有的历史知识对未知的历史领域进行推测,它不仅是对神学史观的超越,并且是后世科学史学的最初尝试。     

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人性论与社会秩序建构逻辑——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视角

苏格兰启蒙学派在对普遍人性关注的前提下,创立了一种人类制度的成长理论,这成为他们的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在其代表人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看来,构成市民社会之主体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受利己心驱使的追求私利的个人,在共同利益感和＂看不见的手＂的调整下形成一个社会政治秩序。该学派进一步强化了自霍布斯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的个人主义基础,认为个人的道德终极目标也就是＂利己＂,各种利益并不存在着天然的和谐关系,而是认为每个人在＂自爱＂这一人性中的普遍动机的驱使下,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去促进公众的利益,最终实现自发生成的社会秩序。     

梁启超思想暨文论与欧洲启蒙主义的关系

在众多有关梁启超思想与文论的研究中,却较少见到把他与欧洲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相提并论来进行比较研究或追溯其思想根源的。这一发现,令笔者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梁启超思想及文论与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及文论的关系。全文在梁启超的自述、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梁启超文论与欧洲启蒙主义文论的比较三个层次上展开。     

启蒙时代的“同情”

通过考察同情观点在18世纪欧洲的演变及其与启蒙主义主体观的联系(聚焦于18世纪上半期的情况与之前的铺垫),以及18世纪中叶兴起的人物观点与同情话语的联系(以菲尔丁的小说为主要例证),认为18世纪的欧洲发展出两种同情观,分别对主体的状态与构成做出了两个相悖的假设。假设一:个体之间虽然边界鲜明,但互相之间情感模式相似,个人可以通过想象来认知、体会他人的情感。假设二:人必然受他人情感的影响,个体之间边界模糊,但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普遍的情感,只有互相受影响的倾向,所以并不能保证情感的有效沟通。如果我们将第一种对同情的理解称为"聚合式同情",第二种就是"间离式同情"。这两种同情观并行交织,构成了启蒙主义主体观中的一个核心悖论,并与新兴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手法形成了互文关系。     

新时代利益分配正义与机制创新

文章从当前利益分配实际出发,阐述了不同区域、行业、群体利益分配中存在的分配正义问题,面对大量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利益分配关系矛盾,提出了化解利益矛盾问题和创新利益分配机制路径,真正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增进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社会永续发展.     

代际传递中的管理正义思想：实践与应用

正义思想建立在中西方先哲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基础之上,正义思想对社会公平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代际传递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方式,通过代际传递,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得以保留。代际传递中的管理正义思想作为管理哲学思想中的亮点,在代际传递中的实践与应用也受到关注。本文论述了代际传递中管理正义思想的凸显意义,提出运用管理正义思想效率与公平关系,推动代际传递中管理正义思想整体性形成,正确看待代际传递中的差异,形成正义共识,促进社会代际传递公平。     

王富仁“鲁迅”与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

王富仁的"鲁迅",是从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分野上来界定的思想启蒙者的鲁迅。王富仁通过鲁迅研究,对现代中国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新意的阐释,而又切合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要求,给了人们可供参照的一个新观念和看待问题的一种新方式。"回到鲁迅",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现代性的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王富仁"鲁迅"打上了研究者的烙印,这就是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治学特色,尤其是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紧密结合的学术品格。     

“德性正义论”——社群主义正义观解读

兴起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哲学流派——社群主义,主张用以规范个人平等选择权利的正义原则是一种德性,包括正义在内的德性,依据“实践”界定,受到社群传统和善的制约与规导。但是,“德性正义论”的可操作性问题尚待解决。笔者试图通过对社群主义“德性正义论”剖析与解读,以期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构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方法启迪。     

近代启蒙美学的理论建构与价值追求

近代启蒙美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真正源头。近代启蒙美学的三个理论支点是康有为的哲学、严复的进化论和王国维的审美境界说。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美学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的两个价值取向:梁启超主张国家本位的民族国家主义,而王国维主张个人本位的意志主义。民族国家主义的美学总是处在美学发展的中心,但它从来没有成功的美学实践,王国维关心个人精神状态,寻求心灵慰藉的美学精神构成了中国美学精神的真正内容。这两个传统的对立既是中国传统美学“载道派”和“性灵派”的延伸,又揭示了:走上理性主义历程的中国现代美学,它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中世纪,另一只脚刚刚抬起来。     

“推测史”与亚当·斯密的史学贡献

推测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史学的重要内容,亚当·斯密在推测史中阐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在阐释经济增长时,斯密在他设想的经济的自然进程与真实的欧洲经济史的悖论中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阐释天文学这门自然科学的历史时,斯密认为想象推动了天文学史上的重大观念变革,而想象是推测史的重要因素。在评论18世纪的传统史学时,斯密重新阐释了史学的功能和写作原则。斯密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是将推测史运用到他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天文学史革命的阐释中,拓宽了人们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视野,反过来促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测历史的书写。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蒙古族现代作家哈达散文中的启蒙思想

蒙古族现代作家哈达的散文反思历史,审视当下,充满了启蒙思想。他在作品中感伤现实,追求进步,希冀广大蒙古同胞学习和掌握现在科学技术,重拾民族自信心,振兴家乡。其作品对蒙古族文学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