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和政体问题

当前,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要注重弄清楚国体和政体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新时期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理论建树,构成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该问题作为中国宪政模式的核心问题渐次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成型,进而成为梁启超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设计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以梁启超宪政思想为对象,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路线——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予以了清理和归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把握梁启超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思想主线,而且其对于转型期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现行国体、政体的渊源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60年来我们在政权建设上的许多举措,都能在历史轨迹中寻找到许多因果渊源的对接点.抚今追昔,从国体来看,我国现行人民民主专政是由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农民主专政发展而来的;从政体来看,我国现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苏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发展而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现行国体、政体之间是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     

论明治前期日本的近代权利观

明治维新时期,各种非传统的近代权利观念在日本社会产生并被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一方面使长期受传统封建权利观和等级观束缚的人们思想大为解放,另一方面也为新的近代化政治体制的产生作了理论准备。     

社会主义民主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的一点体会

民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国家的民主制度,政治制度;一是指一般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的本义是指人民治理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从本质上说是国体和政体的辨证统一。     

民初国体政体理论脉络下的“共和”争议

清季以降的流行认知中,共和兼具“民为主”与“民主之”的双重意涵,但若细究源于欧美日本的国体政体学说,共和是否必然与帝制对立以及代表民权,实颇有争议。民初尝试共和,因缘派系政治、权力竞争和政见立场的差异,各方各派纷纷援引国体政体学理争辩共和是否主权在民、如何实践主权在民等问题,衍生多歧共和言说,表征着共和的待定与悬浮。洪宪帝制运动期间,帝制派借用区分君主、共和与专制、立宪为国体政体两个范畴的观念,制造共和国体与立宪政体的紧张关系,巧言变国体为君主可置换立宪政体,实则既不敢明言尊君权的真实意图,也无法说清君主国体之下的立宪政体如何实现民权。由此可见,君主政治已难以自证正当性,共和主权在民的原理是近代中国政治不可逆转的趋向。经过轮番的共和争辩,有识之士认识到共和未必与民权对等,主张明确定义并慎用共和概念。随后Democracy观念的引入,正好弥补共和概念模糊含混的方面,凸显中国共和政治的民主任务,因而顺势取代共和,成为中国思想政治新的关键概念。     

北魏前期汉化的渊源——对陈寅恪旧说的补正

［摘要］五胡乱华时期，由冀州、并州、豫州、青州等地迁往辽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及其学者，对北朝汉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接受慕容氏政权庇护的同时，也加速了以鲜卑为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北魏建国之后，这批士族人物又为拓跋氏所留意和重用，参与礼乐、典章制度之建设，推动北魏汉化和儒学复兴。或者说，北魏前期的各项汉化举措，乃是继承慕容氏政权固有国策及其人才的结果。     

明治前夕日本国家发展观的转变

自被迫开国始 ,日本被纳入到近代国际体系中 ,与西方构成了一对矛盾统一体。统一体的复杂互动对日本向现代社会转型起着决定性影响 ,因此 ,日本之发展取决于其对西方做出何种创造性回应。经过主体自身痛苦、曲折的选择 ,日本终于较快地走上了主动开国之路。     

试论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对待西学的基本态度

日本人对西学的态度自 1 8世纪以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而明治变革时期当政者与启蒙思想家对待西学的言行、这一时期西学传入并影响日本社会的实际状况等 ,证明当时日本对西学的基本态度 ,既非只重“技艺” ,又非由着重于物质技术层面逐步扩展到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 ,而是多层面学习与吸收 ;日本当时存在的保守势力也不足以改变这种基本态度。     

关于盐井刚达寺驱赶天主教传教士杜仲贤的认识

［摘要］芒康盐井是我国西藏地区唯一有天主教活动的地方,自1865年天主教传入斯地后,屡受折腾,延续至今,这种现象值得研究。20世纪30年代,盐井发生刚达寺驱赶天主教传教士杜仲贤的行动,几经反复,终于使外国传教士撤离盐井。为什么会驱逐杜仲贤呢？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本文依据大量资料及档案,阐述了盐井天主教的由来、修会的变化等,分析了杜仲贤被驱逐及遇害的原因。     

一君万民——近代日本宪政与国体的互生共融

对于近代日本政治,学界常将之视为民主宪政势力与封建保守势力并存对抗、二者此消彼长的过程,宪政与国体亦被视为相异质的内容。近代日本宪政与国体在产生、发展的互动过程中,树立天皇权威的同时,基于一君万民伦理道德而确立国体、展开宪政,二者互生共融。大正德谟克拉西有助于政党发展、推动宪政深化,但普选、民本主义与天皇统治相融合,造成了民众的缺失与国体精神的强化,与随后“国体明征”运动、法西斯统治有密切关联。1932年政党政治结束后,为克服宪政危机,美浓部达吉提出“圆桌巨头会议”,而“国体明征运动”则提出一君万民政治,欲充分融合宪政与国体,但在此情况下,任何承担责任的政治主体都会被批判为“幕府”“奸侧”,宪政与国体皆遭遇危机。     

论明治日本对西方自由平等学说的吸收和宣扬

明治前期,日本思想家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平等政治学说,阐释了自由平等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将其提高到比生命更珍贵的地位.同时抨击了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统治者无视和压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平等权利的传统制度,还谴责了人民中存在的卑屈心理,大力主张人民应当具备自由平等的精神.为在日本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舆论准备.     

论日本明治宪法对近代中国立宪影响的有限性

近代中国的立宪受到了日本明治宪法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仅限于1908年清政府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而《钦定宪法大纲》并没有予以公布,第一部真正予以公布的宪法性文件是1911年的《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是,该"信条"已经转向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模式。民国建立之后所通过的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等一系列宪法文件,已经完全摆脱了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色彩,主要的立宪理论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以及欧美国家的共和国宪法的理念。所以,近代中国的宪法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充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立宪经验;另一方面,又充分注重了中国的国情。日本明治宪法所具有的钦定宪法特色对于催发近代中国的立宪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从日语教育透视明治日本对琉球的殖民与同化

明治日本在琉球的殖民教育以日语教育为中心,其推行日语教育的方式包括构建教育环境、规定和控制教学内容、开展社会教育、培植辅助机构,其主要特点是强制与诱导并存、急切与渐进并举的体系化推进。同时,明治日本用教科书来规定和控制教学内容,包括通过鼓吹日琉同祖论来矮化琉球民族,通过截取战争片段来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丑化中国形象,通过服饰、宗教等渗透日本文化,形成“先进日本”与“落后琉球”的差异化对比。这种日语教育彻底改变了琉球语言生活,埋下了琉球语濒危的种子,也造成文化断层,消弭了琉球人的独立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与此同时,所谓新知识分子也开始追求对日平等和文化的相对自觉。明治日本在琉球的日语教育建构的畸形教育形态,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其他日本殖民地与占领区的教育行政。     

中西方正义的象征表象及其神圣性

［摘要］古今中外对正义的理解不完全相同，虽然正义的解读具有历史性、地域性、阶级性，但不得不承认正义的理念有的却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超越意识形态而存在于人性的深处，闪耀着人文的光芒。人们把这些思想寄托在物像之中，代代相习，而物像的承载，展示了人类发展文明、争取自由、追求正义的精神。     

日本于甲午海战所展示的情报侦探优势——以日本明治期间文书的解读为中心

晚清,日本人侦察中国之严密可谓登峰造极。笔者近年以来一直在利用日本国会图书馆以电子图书形式公开的明治时期的日本各类文书档案,这些档案涉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军事等方方面面状况的观察以及分析。通过阅读这些档案,我们会发现明治日本对于大陆的野心是在以侦探的基础上步步营造出来的。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日本之所以处处得心应手,而中国之所以处处防不胜防,其功劳之大半可归于周密的情报侦探,即日本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一策略发挥到淋漓尽致。笔者利用上述日文资料,详细解析了日军在甲午战争尤其海战期间所组织的情报侦探工作,并指出这些情报对于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欧化”与日本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

19世纪中期的东亚诸国早期现代化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欧化”。由“欧化”带来了东亚各国社会系统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现代转型。其中 ,文化结构的转型最为艰难 ,也最具有实际意义。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是判明“欧化”成效的重要标准。判断文化结构转型的指标有三个———文化机构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格的转型及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新思想、新体制的形成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主体能动作用 ,他们以“国家主义”实现了整合明治国家的目标     

论我国决策纠错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摘要］决策纠错机制包含决策防范机制和决策纠正机制两部分。健全和完善决策纠错机制既是防范和减轻权力后果负面效应的题中之义，更是提高我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质量，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完善我国决策纠错机制，第一，要健全党内决策纠错与国家决策纠错相结合的决策纠错机制；第二，要提升党和国家机关的决策纠错意识，变被动纠错为主动纠错；第三，要真正实现纠错主体的多元化，为社会大众的决策纠错提供制度化的纠错渠道。     

论集体合同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效力

［摘要］在我国主流观点认为，集体合同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的是合同法律关系。但是该理论本身却难以自圆其说；它架空了工会，不符合工会的社团法人属性，不易于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与此相对，集体合同的规范效力理论具有更多的合理性。该理论认为，集体合同中涉及劳动关系的内容、订立和结束的条款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具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对确定其权利义务具有直接性和强制性。在个别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可以直接依据集体合同的内容提出请求。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研究的基本问题

日本六角恒广与中国王顺洪等学者对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仍然没有改变其研究的“冷清”状况。今后的研究,应该从存在的十个方面基本问题入手,深入研究,从而有所突破。文章对十个方面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具体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以期对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研究有所启发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