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滇南高僧苍雪诗歌整理与研究论略

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于文学史之探索与推进意义非凡。在明末清初诗坛上,诗僧中成就最高者非苍雪莫属。系统深入地整理和研究苍雪的诗歌,不仅是佛教文学研究与诗僧文献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云南文学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辅助。20世纪40年代以来,苍雪诗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鉴于苍雪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明末清初诗歌、佛教文学研究之价值,对其诗歌的整理与研究仍有较大空间,这主要体现在“编年”“校勘”“笺注”三个方面。“编年”应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考证、全面系定,“校勘”可在王培孙校辑的基础上再行校勘,“笺注”当以“典故”“玄言禅喻”“疑难字词与俗语”为核心。     

从《文学理论》解读韦勒克的文学史观

被人称之为“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韦勒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其毕生的事业。他的理论探索涉及文学本体,文学史,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文学理论》是韦勒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它从总体上对文学的定义,本质,功用,结构以及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上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他所阐释的文学史观主张将回归“文学性”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要...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论纲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比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更为活跃,且古代文学观念又多用现代文学观念进行解读,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何时发生、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等这些奠定中国文学发展基础的重大问题,缺少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采用发生学的理论,从古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文化渊源、话语体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主体社会实践,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或可完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的学术建构,促进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8月8日至9日,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蓬莱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90余位,其中既有来自国内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也有来自台湾以及韩国的学者。中外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者齐聚一堂,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讨论和对话。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的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著、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史重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清华简"等新出土文学文献等方面进行研讨,产生了一些新颖的学术观点和多元的研究方法。     

简谈文学史史料的发掘和处理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20世纪赋体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建设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百年散文和赋研究略论

思路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学(或日文学史哲学)三个相联层次的完善,方能构成古代文学研究完整而又丰厚的学术内涵和思维逻辑体系。古代文学作品已然凝定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作为其后随行的“伴侣”——古代文学研究,亦已蹒跚地走过了漫长的艰苦历程。进入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中间层次——文学史,由产生而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现已满载丰硕的成果在召唤和迎接文学史学的诞生。王锺陵在1988年推出的《中国中古诗歌史》,作为文学史突破期的先声和代表性著作面世之后,又经过八年的辛勤耕耘,以建立文学史新模式的卓越实践和勇气,进而提出了“建立文学史学或日文学史哲学”的新构想。他主编的《20世纪文学论文精萃丛书》就是为了面向这一目标所作的有关研究成果和资料的梳理,也可以说是学术性积累和探索性准备——这既富     

文学史家闻一多

文学史家闻一多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 ,把校刊、训诂、考据等作为文学研究的“最下层”、“最基本”的工作。他对古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展作品和文学的发展过程、特点及规律的研究 ,气度恢宏 ,见解独特 ,令人瞩目。他善于把古代文学及其发展变化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之下 ,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精神分析学等进行研究 ,以其斐然的成就拓宽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思维空间。他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的精神、态度、观点、方法和成就 ,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

本文是韩国中国语文研究会和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共同主办、1 998年 1 2月在汉城举行的“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两个主题讲演之一。作者认为 :目前必须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 ,才能在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进展。为此 ,作者提出并论证了宏观研究方面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包括文学观念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文学史分期的确立、“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界的打破等。同时 ,本文也论证了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及在目前应特别重视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元明两代诗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新时期以来，元明两代的诗文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甚至有度越戏曲、小说研究之势，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文献整理方面，《全元词》《全元文》《全元诗》《全明词》及其补编相继问世，《全明诗》《全明文》的整理也取得初步成果；元明两代的诗文研究逐渐升温，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将其纳入研究视野，承认其文学价值，诗歌研究相对深入，文章研究相对薄弱，词学研究与诗论研究有较大进展。今后的努力方向是：提高文献整理水平，拓宽研究范围，深挖大作家，拓宽对中小作家研究的边界，突出“文学本位”意识，加强艺术研究，注重文史哲结合，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出版文献类、研究类集成性著作。     

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走过 2 0世纪的现代学术之路 ,古典文学研究已跨入一个新的纪元。回顾过往 ,审视现有的成果 ,我们深感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是很大的 ,作家研究尤其是著名作家的研究已有相当的积累 ,文学史的基本资料和基本问题也大体清楚 ,文体学研究方兴未艾 ,古代文学理论面临重新诠释的当代要求。立足于 2 0世纪学术发展 ,面向 2 1世纪的学术趋向 ,我们现在召开“传统文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确实具有学术总结、学术探索和学术展望的意义 ,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知识积累、学科建设各方面都有条件开展有开创性和建设性的新型研究。一、进一步拓…     

中国古方志景观文学及其当代增值

中国古代景观文学 ,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国古代地方文学极富特色的核心构成。但这类作品大多载录在各地的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中 ,一般来说很难引起文学史家的足够重视。随着近年来各地大规模旅游开发热的兴起 ,各地对其旅游景观景点的人文历史底蕴的“寻根问祖”已成为必然 ,因此 ,全面发掘整理此类方志 ,使其在当代重新增值 ,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刘咸炘的文体观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天才,刘咸炘的文学学术成就与其经学、史学、子学成就一样,很少被学界关注.从刘咸炘对文学本体、文学发展流变、白话文、"文选序"等重要问题的阐述可以看出,其文学研究始终与文体学紧密结合,把文体形态发展演变作为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内在线索,通过对文体发展演变规律及具体文体形态、文体学著作的探讨,切实理解和把握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动力.这种理念和方法,体现了研治旧学的一代学人,面对社会形态剧变和西学浪潮冲击所持的文化立场与应对策略,以及文学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轨迹.     

近20年来我国翻译文学研究述评

"翻译文学研究"是"翻译研究"或称"翻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文学研究,是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对文学翻译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翻译的理论、翻译文本、翻译家、翻译文学史等———所做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翻译文学从兴起到繁荣,在翻译文学理论的研究、翻译文学史研究两大研究领域,在文献整理和理论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部开发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及研究

西部开发不仅对西部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同时也给西部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机遇。迄今所见的“中国文学史” ,实际上几乎都是内地中原汉族的文学史。真正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仅应涵盖各民族的文学 ,同时应涵盖各地域的文学。因此 ,对西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不仅对文学研究本身 ,而且对促进西部地区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文论选（1949—2000）》

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整理与出版的成绩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显得步履蹒跚。这种情形很可能是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有关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当代人”的视野中还够不上“过去”,因而也就难以唤起人们的“修史”激情。另一种相关的可能性是     

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的新发现,特别是地下文物史料的发现,丰富、拓展了文学史料,能够修正、补充甚至改变以前研究的结论,影响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导致新的学科的形成,有助于文学史料的训诂。文学史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但不能把文学史料同文学史研究等同起来。历史的真相很难保存。现存的史料同历史实际相比,是局部的、片断的,存在着固有的偏向。人们在研究文学史时,不会停止在史料上,主观的介入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史料是有限的,人们对史料的认识是无限的。某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运用,往往能直接影响对某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研究者主观的作用,正确地体悟分析和评价史料,同史料本身有同构性和统一性。不以史料为基础,就会轻易地陷入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     

中国古代“超越解脱”文学的本体构成

本文把“超越解脱”意识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主题范型来研究,对它的本体构成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时空意象是其原始材料,人格风范是其钢骨筋脉,生命情调是其血肉仪表,三者共同构成了“超越解脱”文学的本体形态。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