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论《尚书》“三德”思想在古代法制实践中的运用及当代启示

“刚克、柔克、正直”是儒家提出的三种治国理政思想,《尚书·洪范》称之为“三德”,是指结合三种具体政治环境采取三种相应的施政方针,即“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平康正直”。在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中,法家、黄老学派先后完成了对“刚克”“柔克”的探索,儒家学派在二者法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积极践行“正直”思想,用以指导汉代以来的法制建设。历史证明,“三德”思想提供的三种施政方针皆有其内在合理性,尤其是“平康正直”的守治之策,可以为当下推行“德法合治”方略提供有益启示。     

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在两宋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自先秦儒家到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加以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为:提出了民族平等观,将“四夷一家”的思想发展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人性、人格上的平等;倡扬了民族和睦观,延伸先秦儒家的“德化”思想,将中原与边疆一体的思想发展成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和睦共处的观点;丰富了民族诚信观,认为在处理好民族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诚信。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传统“道本器末”论与郭嵩焘的新道器观

魏源的“师夷长技”主张是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为其思想范式,而这一主张的产生,则导源于“以夷制夷”的策略需要。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说:“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可见,所谓西方的“长技”,在他看来,不过是用于“水战火战”之具——轮船火炮而已。魏源确实认识到了中国的刀剑戈矛决非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对手这个浅显道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除坚船利炮之外的西方的“长技”有更深的体认。这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改革家以较深层次地了解西方的使命。“天朝之国”的迷梦和传统“夷夏”观念的浸润,使得魏源等人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远谈不上“走向”世界。魏源曾有过几句赞美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认为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而且折射出清政府由夜郎自大到极度自卑的变化过程     

唐玄宗多事四夷思想初探

多事四夷是唐玄宗的一贯思想,“伐叛怀服”是其思想的核心,“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是其理想境界。与“伐叛”相比,“怀服”观对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更有积极意义。当然,在唐玄宗时期,也不乏多事四夷思想的反对者,韦凑、姚崇和宋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反对过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及其实践。     

论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基本要义

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价值观从起源到发展再到定格,经历长期的思想激荡过程,在儒家及官方的推动下被提升为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其价值观、人生观、行为观以封建纲常伦理为基础展开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修齐治平的人格要求,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礼”与“法”规定的尊卑差别,夷夏之别的天下观念,都是传统儒家价值观的要点,影响着人们的传统信仰世界。     

论儒家教育思想主旨──“成人之道”

儒家教育思想，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对中华灿烂文化的创造，人才的培养，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本文旨在探索儒家教育思想的真谛一“成人之道”，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学说，以阐述儒家教育思想的主旨，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孔子仁智统一的“成人”观。“成人”一词，在孔子兴办教育之前已被采用，晋文公重耳流亡在外多年后，由楚返晋后论功行赏，将其追随者分为三等，即“成人”，“贤人”，“免我于患难之中”者。①作为儒家教育思想创始人孔子，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打破“…     

儒家“无为而治”思想发微

“无为而治”是儒家最重要思想之一，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德治。儒家的“无为而治”，主要是针对最高管理者提出来的。儒家认为，最高管理者除了“德修于己”、“任贤使能”外，不需要亲自去做具体的事。“德修于己”，就能感化被管理者，因为是感化，而非命令，故而可谓之“无为”。“任贤使能”就是用别人来管理，而不亲自管理，不亲自管理就是“无为”。儒家还强调“以人治人”，即根据人的特点有差别地管理，也就是顺性而为，这样，虽有所“为”，而对被管理者来说，却感觉不到管理者的“为”。     

人本与民本--两汉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

与其说“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不如说“民本”与“人本”的相互结合才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真正特色，因为“人本思想”不仅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出发点，而且是“民本思想”的思想基础之一，两汉时期的社会实践与汉魏之际的思想转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化作为中国的传统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其中包括管理领域,在其管理思想中。儒家以“治人”为自己的管理对象,以“为政以德、礼为用”作为管理手段,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目标。纵观儒家管理思想,其中所蕴涵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权变”管理观念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代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儒家伦理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路,“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对话,“重义轻利”思想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知命”、“为己”之学可以为价值真空时代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只有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发挥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中庸”新探

儒家的“中庸”曾被批判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或者仅仅被理解为在矛盾对立面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方法。这都不符合先秦儒家所谓“中庸”的本来含义。“中庸”是以儒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合于“礼”的道德准则为其具体内容的一种伦理政治观,抽去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就不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了。“中庸”说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关于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产生了,而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先秦至汉初儒家夷夏观沿革综论

"夷夏之分"是历代儒家都有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因时代不同、社会环境有异,先秦至汉初的儒家夷夏观呈现出与其历史背景相适应的不同特质:其经者、常者,在正己、正君心、人君自正;其权者、变者,在时世之别、夷夏之判、华夷可易。此时儒家之夷夏观并非狭隘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保有自身文明根柢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再谈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以《春秋公羊传》为参照系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从以血缘和语言为代表的种族起源与以宗教和习俗为内容的文化起源,对“希腊人”的族群共同性作了规定,以此将所有的“非希腊人”与“希腊人”区别开来,并称之为“蛮族”。在“蛮族”面前,希腊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则有“夷夏之辨”,认为遵守中国之礼仪与道德的为诸夏或中国,反之则为夷狄。《历史》与《春秋公羊传》笔下的族群认同,都不完全依赖于血缘,更主要地是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的认同,这是它们相似的一面。但希罗多德对“蛮族”的建构与阐释,在后世被强化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与相处模式,从而引发了现代世界的诸多问题。而儒家《公羊》学则认为夷夏之差异与界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始终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当今世界处理由族群问题引发的有关“文明”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思路。     

浅论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对儒家的管理思想加以总结借鉴,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以人为出发点,建立符合人道的管理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人的因素。儒家主张管理应以人为本,重视人在管理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儒家强调人是宇宙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     

近代中国西学输入特点初探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响了神州陆沉的警钟，有识之上一反传统虚骄心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只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又不得不“师夷”，这就是本文所谓“对抗意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驱使下产生，同时也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支配下付诸实施的。另外，由于师法西方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恰恰相反，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令“四夷”臣服的帝国威望以及屡遭外族入侵却未被吞并的优越感，一时还难以使中国人从尊己卑人…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及其启示

“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建立在民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与党中央确立的“以德治国”的方略是内在统一的,研究这一思想对当前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的吴佩孚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直系中的一个有个人事业的野心的军阀。他思想主流自然是儒家的道统。在利害关头,他的“义”、“利”之辨多半还是“利”为主,但在有关“青史留名”的大节上,有时“义”会占上风。儒家伦理观念,使他不敢叛曹(锟),而非常恨冯(玉祥);利害之争,又使他敢于反段(祺瑞)、敌张(作霖);到最后的民族大节上,他思想里的夷夏之辨又占了上风。他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