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乐论的演进及路径——以《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为中心

先秦儒家乐论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尤以《荀子 · 乐论》与《礼记 · 乐记》最为典型.二者思想有承续关系,但在"乐"的性质与功能、"乐"与情感的关系、"乐"对君子人格的教化以及"礼""乐"关系等基本问题上存在微妙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上古儒家乐论的演进及其路径,折射出西汉统治者在礼乐制度上对儒学的改造,以及儒家乐论逐步适应西汉王朝政治要求的努力.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两汉天命论:皇权政治的双刃剑

两汉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为重要内容的天命论,是皇权政治的双刃剑。其既为皇权天授、皇权至上和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又对皇权政治具有一定制约功能和内省作用。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哲学,不仅包含着传统的王道仁政和德治民本理论,而且也蕴涵着儒学士人对制度安排与政治设计的积极努力和理论思想构架。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汉代政治对《左传》学废兴之影响

《左传》于西汉初年流传较广，但自汉武帝推崇儒学后，作为儒学一支的《左传》影响反而逐渐式微，汉哀帝时刘歆始为《左传》争立，但却招致今文经师的攻击，其后今古文学者之间展开了四次大的论争，《左传》虽于平帝与光武时两度得立学官，但旋立复废，终两汉之世未能在官方殿堂占据一席之位，究其实，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需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传释词》语料断限辨正

《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王引之自己说是至西汉。人们一般都沿用此说。我们考察后发现，《经传释词》运用了大量东汉的语料，尤其是《汉书》中的语料，对《汉书》中的语料，不仅运用的量大，而且运用的方式多样。由此可见，《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应该是至东汉。这与清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做法是一致的。王引之所说的“西汉”，可能是“两汉”之误。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伏羲女娲神话

伏羲和女娲兄妹结婚,再造人类,是两汉时期出现的一则神话。据《路史·后记》卷二引《风俗通义》云:“女娲、伏羲之妹,祷神祗置婚姻,合夫妇也。”然而,这并不是伏羲和女娲神话的原始面目,从有关古籍的一些零星记载的资料来看,两汉以前,它们应当是几个来源不同和性质不同的神话。     

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嬗变

两汉文化形态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新道学与新儒学机制的先后重建,最终定格于新儒学,改变了秦王朝非儒学的集权文化和秦以前个体自由的多元文化形态。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与文学的冲突,本质是教化与娱乐的冲突,前者的政治性不排斥后者的寓教化于娱乐;而其融合取决于文人习惯角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化,使散文不是在改造文化,而是在适应文化。在这一背景之下,两汉的历史、政论和学术散文的风格都发生着变化,或从自由灵动归于古雅骈偶,或从华美归于质朴等,共同构成两汉散文的景观。     

从《白虎通》看汉人眼中的儒家思想

《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是两汉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它以"三纲五常"和阴阳五行的神学宇宙观为儒学的主要内容,在价值根源和君臣关系上曲解了孔孟思想。这一曲解是由儒家经籍的散佚,阴阳五行的盛行,道、法、名、墨诸家的影响以及专制皇权的加强造成的。曲解孔孟的汉代儒家思想一方面使儒学处于衰败境地,另一方面却对宋明儒学运动的产生起了不可或缺的刺激作用。同时,它对中国政治制度走向专制集权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在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存在两条线索,一为维持皇权专制的"秦制线索",一为追求自由的"儒家线索"。秦代以后的二千年国史,基本上就是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缠、较量的历史。当皇权愿意接受儒家政治哲学的塑造时,王朝的专制烈度就会降低、社会自治的空间就能得到拓展;而当儒学无力左右皇权的运作时,王朝的专制程度则会加剧,社会自治空间也受到压缩。通过对蕴含在秦后历史中的专制线索与自由线索的整理,可对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回应"模型论提出修正:中国近代化不仅是西方"冲击"的结果,也是内在于儒家历史的自主诉求。     

汉代黄老新“道治”的历史阐说——论《淮南子》著述意图、文本结构、思想体系及其政治理想

刘安及"淮南学派"对《淮南子》的思想著述,根本意图在于为"刘氏"立言,其中隐含着"王朝政治"与"王国政治"的双重立场,因此实际上表现为为"刘氏"天下立言与为"刘氏"王国立言的复杂意涵。基于此,刘安对《淮南子》展开以"道治"为核心理念与视野的文本结构规设,并将汉代黄老治国方略推向贯通天人古今、心身国同治的内圣外王新道学,为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构建出一种具有总体性指导意义的黄老新"道治"思想体系。在《淮南子》文本结构的谨严安排中,刘安还表达出追求"道治良序"的深层的内在诉求,试图实现世俗性的政治秩序与超越性的心身秩序的交互融契,促使西汉统治者获得更为良好的政治主体发展状态,进而推动西汉王朝走向长治久安。     

天下共治与两汉政论的直言

刘邦立汉时所宣称的"天下共治",是两汉选贤机制的重要来源。汉王室每逢灾异而选拔直言极谏,主动以朝野对话来纾缓民间积怨,以此作为调整行政措施的参考。但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直言极谏的作用却日渐弱化。两汉文人秉持共治而形成的直言传统并没有因此削弱,遂使得两汉政论散文以直接批评为基调。当东汉皇权与士人关系相疏离,士人遂从行政的参与者转化为政权的旁观者,潜隐著述,指陈时弊。     

从《春秋》看“神话历史”

在对"神话"与"历史"的双重反思与参照下,华夏文明的历史叙事有其独特的发生形式,它们不仅受神话思维的支配,而且呈现出与所谓神话"历史化"不同的"神话历史"特征.文章以此为切入点,通过理解<春秋>的性质与特征,论证有关神话与历史对立与分道扬镳的观点,不但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基因,而且会造成新的遮蔽;重新理解神话概念的穿透性和生成性,是重新进入中国式神话历史的必要途径.     

汉、明初年经济思想比较——兼论刘基的经济思想

西汉开国与朱明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嬗变时期，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经济思想上的转换和经济政策上的变革。尽管汉、明两朝相距１５６４年，也尽管在具体的经济政策方面有所不同，但究其经济思想的渊源却是一脉相承，都是来自传统的民本主义。现就此谈谈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一公元前２０６年，西汉王朝建立。“汉兴接秦之弊”，刘汉王朝开国之际，接过的是一个破烂的摊子，满目创痍，城乡破碎，经济衰败，土地荒芜，民生凋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伤过半”，饿殍载道，哀鸿遍野。整个民…     

浅论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

汉武帝以儒家思想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一系列旨在维护皇权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举措,由此带来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出现和迅速由盛而衰。这是历史的必然。     

《墨经》之知音 墨学之功臣——评雷一东教授《墨经校解》

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并称"世之显学".两汉以后由于儒学独尊和儒家长期力辟杨墨,墨家日渐隐没,墨学几成绝学.经过近两千年的冷落和沉寂,原本71篇的<墨子>只剩下53篇,十分难读.     

简析古代日本对两汉王朝的朝贡

古代的日本早在冰川时代就与中原王朝有着交往关系,但只是民间性质的交往,还没有官方的介入和参与。两汉时期,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原王朝朝贡,纳入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开辟了两国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