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

曹魏爵制上承汉代,但爵级却在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爵位混杂并存。从渊源上看,曹魏的爵位可分为三类十六级,其中赐爵来自秦二十等爵制,但改置或新置了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五等来自先秦典籍的记载,但在东汉的基础上新置了亭伯、乡公、国公;王爵来自汉代的二等制,但新置了县王、国王。主要爵位不过五种,即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郡王,其中前四种主要授与功臣,后一种主要授与宗室。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

刘邦施行过楚爵制己有实证朱绍侯二十级军功爵制是秦汉政权共行的爵位制度。《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有明确的记载：“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     

军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军功爵制在秦商鞅变法以后,已经形成一种非常完备的制度。在秦代,人们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几乎决定于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 通过对汉简的研究,我们知道,在汉代的户籍制度中,人们有无爵位及爵位的级别,是户口登记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秦的户籍简文,对于秦代户籍中是否登记爵位,尚无实物证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秦人对军功爵制的重     

试论商鞅的赐爵制度

关于商鞅创立的赐爵制度,王张江姚“四人帮”所控制的梁效、罗思鼎,利用“批儒评法”制造了不少混乱。他们否认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把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创立的赐爵制同后来的二十等爵制完全等同;又只讲它的进步性,不讲或很少讲它的反动性;更不谈此制的推行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样,既违背了历史事实,又掩盖了赐爵制度作为剥削阶级政治制度的本质,还导致了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歪曲,从而构成了“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很有必要恢复被他们歪曲了的赐爵制度的本来面目,从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肃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     

北魏宗室阶层受爵制度考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集团的轴心和骨干,统治者利用爵制抬升并巩固宗室的地位,加速其官僚贵族化的进程。爵位对于宗室而言不仅是荣誉称号,更连带丰厚的权利,除享受衣食租税和爵恤等经济收益外,还有重要的礼仪及政治功用,宗室天潢贵胄的身份借此得以彰显。爵位影响着宗室的前程命运,亦关乎政权的稳固。因此,北魏国家加强对宗室爵位事务的管制,严格遵循华夏古礼安排食邑布局,并在皇帝统筹下协调政务机关和家族议事会,处置宗室爵位的传授。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     

清代封爵制度形成问题试探

清代的爵位封赠作为一代制度始创于天命年间,由于清初爵位封授、晋升与清代开基立业相攸关,因而在清初较长时间内存在着武职、封爵混一局面。爵位的阶升制与武官的晋升法则颇有不谋而合之处。封爵的袭次变化暗示出爵主的身份地位和军功的大小。     

汉代封君衣食租税制蠢测

汉代封君政治地位的变化,一般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对于汉代封君经济地位的变化,则不甚了了。特别是对封君衣食租税制的具体内容,更是若明若暗,无法说清。 在汉初,封君的含义比较广泛,凡是获得七大夫以上爵位的人皆可食邑,凡食邑者,都可称为封君。但封君中最有权势的是王、侯两级,再次一等的是关内侯。本文所研究的封君衣食租税制,主要是指王、侯两级,也兼及关内侯。     

再论汉无民爵、吏爵之分——答朱绍侯同志

《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出拙稿《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朱绍侯同志《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中的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同期也刊出朱绍侯同志大作《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对我的质疑做了回答。诚如朱绍侯同志所说,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要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很困难的。唯其如此,在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只能对原有资料深入研究,切磋琢磨,庶几对汉代爵     

金朝衍圣公封授制度考

衍圣公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专门封授孔子后裔的爵位,该爵位最初只是虚爵,但在金朝建立后,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发展国家文化,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不仅将宋朝的衍圣公封授制度引入国内,而且还将曲阜县令作为衍圣公的世袭官职,从而使孔子后裔的职务待遇和社会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也为后世政权继续提升衍圣公的身份和地位打下了基础。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     

“方城隘口”与战国秦汉政局

以"方城隘口"为核心的"方城道"是古代重要的交通系统,自古就是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孔道;在中国内部东西对峙的形势下,还部分地决定当时中国的政局。秦崛起后,即经营"方城隘口",以图遏制楚国,并侧击韩、魏;秦末至西汉,其为关中防守体系的一部分;东汉时期,政治中心东移,又成为联系首都和西南地区的枢纽。但随着中国全局政治形势的变化,方城隘口和方城道的地位有所降低。     

从陵寝制度看汉文化的形成

关于汉文化的形成,学术界有多次探讨。从陵寝制度着手分析汉文化的形成,其中秦始皇陵对西汉帝陵的影响最大,此外通过对二者的相互比较,我们发现西汉的陵寝制度是对秦始皇陵的继承和发展,并吸收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试论秦墓出土遣册量少的原因

目前发掘的楚墓、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遣册.而秦墓中却很少发现.究其原因,遣册是周代丧葬制度的内容,秦未从根本上接受周的礼乐文明,未严格遵循周礼关于丧葬的繁琐规定,故秦墓很少有遣册出土.     

圆以生方政事之常——作为宇宙天穹象征图式的楚式镜装饰的观念与形态

楚式镜造型取象浑圆,其装饰纹样多取天地之象,或写实,或寓意,大多具有旋形特征,其构图的形态和风格多主导性地表达出一种神秘、庄严和旋转不息的气势。楚式镜的这种装饰形态和风格不仅是适形造型的需要,而且是楚人宇宙意识的直观反映,是楚人宇宙天穹的象征图式。这种图式对秦汉及以后的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秦汉时期太湖与东南地区学术发展趋向研究

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 ,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 ,并开创汉大赋传统 ,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 ,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 ,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 ,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 ,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 ,班马大师均出西北 ,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 ,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它也是东南文化与正统文化相协调的产物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前汉“楚歌”及其滥觞

前汉楚歌长期以来为人所较少关注 ,是汉文学研究的一种损失。前汉楚歌虽然于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上与汉文、汉诗不可同日而语 ,质量也逊色一筹 ,但前汉楚歌的作家集群是较为特殊的 ,其发展的承传也是特殊的。前汉楚歌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文化的起源 ,其遗响至今仍可时时听到。     

先秦官吏考核制度考述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建于秦汉时期,先秦只是萌芽或是雏形,并未形成制度。实际上,官吏考核制度建于先秦时期,西周已较为规范。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其考核目的、对象明确;考核内容、尺度具体;考核方法多样;奖惩措施严格,它是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完善的渊薮。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先秦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有其时代局限性,应客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