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广西的难童救济工作

20世纪上半叶的广西社会是一个在新桂系统治下的被誉为“模范省”的社会 ,在新桂系集团的经营下 ,广西的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在抗日战争时期新桂系对难童的救济工作也是开展得较好 ,其主要表现为不仅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 ,而且成立了儿童教养院以及保育院、育幼院等收容教养机构。这些救济工作为数以千计的难童提供了避难所 ,安定了社会秩序 ,培养了人才 ,团结了社会各阶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述论——以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扩大,中国军民的伤亡也越来越大,导致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庭的关爱,难童救济成为抗战时期难民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救济难童的重要机构之一,这里仅以中央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为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童救济活动简要论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难童救济教养工作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百万儿童沦为难童.大规模的难童潮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国民政府行政院振济委员会及社会部等部门组织人力抢救了大量难童,并在后方广设难童教养院实施教养.其难童保育工作虽因种种原因未达到理想效果,但这一工作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传教士与中国救济理念的近代化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通过开设学校、报馆、医院,兴办慈善机构,参与赈灾救荒等方式,参与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尤其是他们在中国举办的慈善事业,影响了中国近代慈善救济思想和实践.这些影响表现在:慈善与救济内容的扩大与对象的延伸;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的变化;赈灾中从平均救济到选择性救济的变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广东对难童的救济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由于日军的侵略,广东地区出现了大批难童。对此,广东省政府及社会各界采取制定救济方案、设立救济机关、增拨救济款项等一系列措施,将难童从战火中抢救出来。同时,通过"管、教、护、养"等救济活动对难童进行了身体和心理的教育和救护。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广东省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难童的救济行为是难能可贵的。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难童救济工作初探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建立难童是抗战时期难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儿童保育会就是在举国上下呼吁救济难民的氛围中成立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难童救济团体。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四川重庆，中国抗战的政治重心遂由东向西转移。但是，国民政府的许多重要机构和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的有影响的人物并没有直接迁往重庆，而是迁到了华中重镇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我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民众抗日憎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大批难民也像潮水涌人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难重的身影。在难民中，有许多是尚未成年的孩童，他们衣…     

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述论

官办救济是一种重在"养"的社会救济,更多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救济思想.清末民初新疆官办社会救济机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家在社会救助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民间力量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1937年的贵州旱灾与救济

1937年,贵州旱魃肆虐。该年旱灾的发生与贵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它使社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破坏。贵州政府对此施行了一系列救济措施,体现了救灾活动的近代化方向,但仍存在诸多缺陷。民间救济团体的努力参与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赈灾的不足（如财政困难、吏治腐败、效率低下等）。此次旱灾救济启示世人：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强抵御灾害能力;政府须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规范的监督体制;充分调动民间救济力量。     

传统延续与制度创新--近代福州的社会救济事业研究

福州传统时期的社会救济以个人善行、善社善举和官办惠政为主要形式,带着明显的道德色彩.清末民初,官督绅办的地方自治机构试图重组社会救济事业.国民政府初期,当局也提出了改造方案.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而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事业,则利用了既有的救济传统和社会资源,实现了全国化、全城化与社区化的发展,创造出一套以社会组织的普遍参与为特征的"整体性应对"的救济机制,展示出延续传统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民间社会团体的自主性与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社会团体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相对于政府机构和社会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获得社会、行政和政治方面的合法性是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保障,更是民间社会团体得以发展壮大的策略性手段。因此,民间社会团体要在发挥组织自身的自主性、推进组织自身发展壮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地嵌入政府管理体系之中,以嵌入性为手段推进制度环境更加优化,破除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晚清救助贫民慈善思想刍议

晚清以降,随着贫民数量的与日俱增,热心慈善的人士不断提出新的救助贫民的慈善主张。对于安分贫民,这些人士建议创设无息借贷的借钱局;针对乞丐,他们提出设立乞丐公所或警惰院收容、惩戒并教养;面对流氓与匪盗,他们主张设立迁善局进行惩戒和救助。这些救助贫民的慈善思想突破施善与教化的传统慈善观,认为济贫是富国强民甚至是实现宪政的手段;而且从单纯救济观念转变为教养兼施的思想;还主张创设新型的专门的慈善团体救济贫民。     

试论私人侦探在我国存在的必要性

私人侦探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因社会需求较大而屡禁不止.私人侦探在目的价值上与刑事侦查的一致性,决定它不仅能够完善现有的调查取证系统,成为刑事侦查工作的补充和延伸.而且,私人侦探作为民间调查机构也有助于侦查模式的改造,协助"公力救济"平衡人的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冲突.     

学以成君子——儒家君子之学的来源与形成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君子引领社会风尚的道德文化共同体。春秋霸政时代的贵族君子,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教养与责任担当精神。霸政之后,贵族君子逐渐不守秩序,丧失教养,导致“礼坏乐崩”。孔子发现,赖以支撑社会稳定的礼乐秩序首先需要君子的引领。贵族的倒掉是由于他们放弃了执守政治与社会的担当,其内在原因是对自我修身的放弃。孔子修《春秋》,重整社会秩序;以贵族的文化教养与担当精神教化弟子,塑造了传统贵族倒掉之后的第一个民间君子团体儒家学派。《论语》中的君子具有为政者与道德文化典范的双重意义。儒家的君子之学是以修身成就自我德行,以安人引领社会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共经济利益损害的经济法救济

经济法在民法和行政法无法全面维护公共经济利益时,以其特有的理念和手段来救济公共经济利益受到的损害;经济法通过授予国家机关、社会自治团体和个人权力或权利来保护公共经济利益;我国应当在加强国家机关救济公共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授权社会自治团体和个人救济公共经济利益受到的损害.     

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

抗战初期,中国儿童大量流离失所,不少沦陷区儿童被日军施以奴化教育,甚至被杀害或劫到日本。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抢救和保护流离失所的儿童成为战时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界于1938年3月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在各省设立分会,筹建保育院,积极抢救难童,对难童进行保护和教育。宋美龄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期间共抢救和保育难童近3万名,成为战时中国儿童救济事业的重要部分。     

论光绪年间河南的民间救济

光绪年间河南的民间救济以乡绅为主体,究其原因,主要与乡绅强烈的济事观和经济实力,以及灾荒时的非常状况、客观形势有关。民间救济的特点表现为乡绅成为衔接官方、江南义绅及民众的桥梁;施赈手段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救济程度的区域差异性;救济范围以亲族和邻里乡村为主。以乡绅为主体的民间救济在维持灾时地方秩序的正常运行上功不可没,但相对于沿海地区,河南民间力量则相对薄弱,在灾时作用有限。     

宋朝社会救济法律探析

与宋朝发达的社会救济事业相一致,宋朝的社会救济法律同样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仅体系完备,明确规定了救济对象、救济机构、救济内容与程序、救济方法、救济的经费保障与救济管理规范,而且内容周详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还比较机动灵活,能够适时调整.宋朝社会救济法之所以如此发达,是有多重原因促成的,其中儒家文化的熏染、经济发展的促进、维持社会控制的需要无疑是重要推动因素.     

刘鹗与太谷学派

刘鹗与太谷学派周新国太谷学派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流传在苏、鲁等地的一个民间秘密团体，它以秘密结社为形式，讲学传道，宣传教、养并施，主张生产资料公有，认为儒、道、佛三者目的合一，只是手段不同而已，并兼及九流巫祝之道，憧憬君师合一、教养兼施的政治制度，并...     

近现代华北慈善事业历史贡献探讨

民国前期,随着华北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民间慈善事业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慈善机构来看,数量明显增加,承担起了慈善救济的重任,慈善组织间联合行动的次数增加,内部治理机构的完善;社会资源动员手段进步,其中报纸等新闻媒体主动报道慈善事业,商界和学生等群体积极参与;慈善救济也不再是恩惠与施舍,而是契合了民族复兴和发展生产等时代要求,故行动领域侧重于普及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灾害预防等.     

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