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译诗与早期新诗音节的建构

《新青年》是最初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新青年》刊载的翻译诗歌对新诗音节的建构影响深远。《新青年》诗人群体的译诗将英语诗歌轻重律中国化,大量运用虚词营造轻重音变化,借鉴英语中的语法和句法变化,丰富了新诗音调。在用韵上,译诗较多采取英语诗歌头韵、内韵与多种尾韵的形式,并结合汉语音韵特征,对早期新诗音韵形式作了更加自由多元的中国化转化。《新青年》译诗打破传统近体诗固化的韵律节奏,向英语诗歌借鉴,探索口语和情绪的自然节奏以及诗歌的语义节奏,对中国新诗节奏建构作了有益的尝试。     

节奏：新诗的形式之美——《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评议

节奏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质性诗学元素。王雪松教授的专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经由概念论、历史论和比较论三条路径全面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机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该论著在概念上扩大了新诗节奏的外延并适当调整了节奏理论系统的内部结构,使之适应多变的新诗文本现象;从语言本质、传播接受和传统影响三个方面描述了新诗节奏形态与功能的现代性特征;通过新诗史上几种代表性节奏观的梳理,打开了新诗发展不同阶段的节奏美学空间。王雪松的研究尝试建构一个新诗节奏理论体系和阐释平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近年来新诗本体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丁尼生《鹰》诗的音乐性剖析

英诗和汉诗一样具有极强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主要表现在节奏和用韵上。从音乐性这一角度剖析该诗,以探讨其音韵和节奏的表意功能。     

五四白话文的诗意何为——以胡适、郭沫若新诗为中心

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新诗的诗意追求集中于音调、音韵、音节等形式方面。从《尝试集》的数个序言之中,"自然音节"最终成为评判其创作的唯一标准,也表明了胡适新诗尝试与探索能够达到的最高之处。郭沫若强调的"诗本体"构成的直觉、情调、想象等,"内在的韵律""节奏"明显地成为郭沫若诗学之中的核心问题。从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有关新诗的若干言论与实践,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节奏、两种不同的诗意获得,并镌刻进入了新诗的历史,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一页。     

论唐湜的诗歌理论

唐湜诗歌评论的理论价值主要凸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新诗的形式问题上,主张寓自由于格律之中,通过节奏与韵律来制约自由化,把自由化与格律化辩证统一起来;二是在新诗的审美追求上,认为新诗诗美的化境是走向意象的凝定;三是对诗歌含蓄美的倡导和肯定。这三个方面对于新诗的建设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分行:新诗形式革命的反思

分行是现代新诗形式变革的重要成果.在新诗被介绍进入中国一百年之际,梳理新诗的分行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新诗的分行与古体诗的"顿"有相似之处,但分行比"顿"形式变化更加丰富.新诗分行的分析可以从怎么分、 分几类,以及分的作用,即标准、 分类及功能等三个方面来讨论.新诗分行的标准是情绪和节奏;分行的类别从手段可分为段内分行和跨句分行,从目的上可分为规律分行和无规律分行;新诗分行的功能可分为构成特定的格式和形成特定的节奏.通过对分行的讨论,可以加深我们对新诗形式变革的认知.     

论新月派的和谐节奏诗学

和谐节奏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新月派诗人,他们认为节奏体现的是一种和谐关系,即一种"音节流转和有机整体"的美学效应。在节奏单元建构上,他们追求"等时性"和"比例"感,其中孙大雨提出"音组"说,饶孟侃提出"拍子"说,闻一多提出"音尺"说。他们重视节奏层级的组织,特别注重行式建设,孙大雨对"音步内的音节数"与"诗行内的音步数"作了探讨,朱湘强调"行的独立"与"行的匀配"。在诗体建构中,新月诸人大都运用"参差均衡"的结构之法,在音韵试验中追求"统一和协调"。这种诗歌节奏追求是对"五四"时期诗歌观的进一步拓展和创造性实践,表现出了新诗形体建构的自觉。     

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异常激烈。其中,中国诗歌的新旧冲突,尤其是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更是文学论争中的焦点之所在。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句式、用韵和节奏三个要素上。在句式上,倡导自由体的新诗群体主张打破旧诗五七言为主的句法限制,代之以灵活多变的自由句式,而旧诗群体则以五七言为诗歌最佳体裁,并对新诗的无定体进行批判;在用韵上,新旧诗人群体围绕诗歌是否应该用韵以及新韵与旧韵问题展开争论;而上述这两个要素最终指向诗歌的节奏问题,新诗人追求不同于旧体诗词格律的自然节奏,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绝对自由,而旧诗人则坚守格律体的规范之节奏,并以规范为自然节奏之标准。当旧诗群体不断以反抗性立场对新诗的自由体进行质疑和纠偏时,新诗阵营内部也在进行自查自纠和自我调适。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诗歌的现代境遇与新诗史的研究

新诗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其发生、建构与中西传统诗歌的内在联系,它在20世纪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何向内、外拓展,其诗性特征,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是非功过与历史地位等等,已被众多的研究者深入研究,新诗研究本身已构成一道迷人的思想、文化景观。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诗中许多被研究者所遮蔽的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对新诗研究本身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我们特邀请五位博士,就新诗史研究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进新诗史研究。     

十四行诗与中国新诗体系的历史建构

十四行诗是诞生在意大利民间的一种抒情诗体裁,在13世纪形成了严谨的格律和固定的格式.在意失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十四行诗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使得十四行诗成为一种跨域传播的世界性诗体.十四行诗于20世纪2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经过新诗运动先驱们在新诗创格运动中的创作实践,十四行诗演变出多种中国式变体.中国十四行诗延展了新诗的诗行结构,拓宽了新诗的用字规范,丰富了新诗的音韵模式,为建构中国新诗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朱光潜的诗论

1931年前后,正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的朱光潜,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之后,他就着手对于平素用功最多的一种艺术——诗——进行理论的探讨。不久,就写成了《诗论》纲要。1933年回国后,曾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开授《诗论》课程。后来将讲稿多次修改,于1943年出版了专著《诗论》。作为著名学者、美学家,朱光潜以他有关古今中外诗歌的丰富知识,在《诗论》中分析了诗的起源、诗的境界,诗与散文、音乐、美术的区别与联系,并对我国旧体诗的节奏、声韵等问题作了详尽的探讨。朱光潜也关注新诗,从三十年代起,先后发表了多篇新诗理论批评文章。朱光潜留给我们的诗学遗产,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徐志摩诗歌的特征与现代音乐美感

徐志摩的诗歌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他对西方诗歌的节奏进行了全面的学习和借鉴,并成功地将这些诗歌技巧化入中国新诗之中,对中国新诗进行了改造和塑型。在概念分析的同时结合他的诗歌创作进行文本细读．深入分析了其诗歌给中国现代诗歌提供的具有现代音乐美感的形式。     

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主张,是对我国新诗理论的一个重要建树,不应让它被否定性的意见所淹没。 许可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的《论新创格律诗要求行的字数整齐》(以下简称《整齐》)声言,按照何其芳的主张写的诗“不成其为格律诗”。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亦断言:“新诗不应有什么既定模式,也不必要求它改变节奏和韵律较为自由的倾向。”如果要从何其芳的“探索中取得教益,倒是觉得不必一定要重蹈他……的足印。” 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的这两种否定性意见,笔者认为必须提出一些质疑。     

诗分行排列实质原因之探讨

一诗的艺术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分行排列。那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形成的实质原因?目前很多文艺理论书籍对此尚未有足够的分析研究,而在诗歌形式的界定上,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诗的音韵形式上。有些研究者虽然对这一现象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如把分行排列的实质原因归结为诗的音韵形式:“分行的依据就是新诗形式所要求的音乐性,”或者把分行排列说成完全出自诗人的审美选择。我认为这些说法虽     

中国现代诗学美学基点论——建构历程的检讨与中西诗学内在美学架构

从《尚书》到《人间词话》 ,中国诗歌理论经历了上千年历史淘洗 ;新诗在中西两种不同诗歌理念的冲撞与交融中也差不多走过了一个世纪。面对中西这样两套极为丰富的文化系统 ,中国新诗非但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理论秩序和准则 ,甚至对所发生过的诗歌现象也没有做出系统的、具有说服力的总结 ,致使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 )一直游离在两栖边缘的缝隙里 ,没有自身的基点与坐标。中国现代诗学必须在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激流中确立并建构其价值体系 ,这是自五四以来新诗理论界共同达成的文化理念。流行已久的“嫁接论”和“移植论”这两种建构论观点均有缺陷。基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和国内目前诗学的研究现状 ,不妨从本体论角度找出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共同点     

京派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合法性理论建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国新诗在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理论困惑,这不仅制约着新诗的未来方向,也对新诗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不少新诗的研究者都开始对新诗的历史和未来进行探讨和反思,其中京派批评家的反思和探讨尤为深入、具体。他们对于新诗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新诗现代性、新诗与古典诗等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对新诗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突围的途径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主张。在新诗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京派批评家的新诗批评理论一方面具有相当的问题意识,敢于面对新诗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学院派批评的专业和精深,赋予新诗理论更强的学术品位,成为20世纪诗歌理论不可或缺的遗产。     

论现代小说的音乐性

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重大区别是更加关注小说形式的探索。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手法成为现代小说形式实验的重要手段。音乐作为与文学相邻的艺术形式,这就给小说与音乐的联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现代小说主要通过借鉴音乐节奏、音乐曲式和音乐旋律来实现小说文本的音乐性,具体地说,音乐节奏体现在小说语言的声音层面,音乐曲式体现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音乐旋律则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意境营造上。现代小说的音乐性是小说文体形式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扭转了长期以来小说作为散文体仅注重文学语言的语义层面而轻视语音层面的创作实践,丰富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作人新诗研究述评

周作人不仅在散文领域有突出成就,在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也有重要贡献。近40年来周作人的新诗研究从单调到丰富,从简单、浅显的整体性概述逐步发展为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专门的研究。本文从周作人新诗创作研究、周作人新诗理论批评研究、周作人新诗比较研究三个方面对周作人新诗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期望为周作人新诗研究的深入提供参照与启示。